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倒曹吴的原因探析(1)(2)
2017-03-25 01:02
导读：冯还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之所以拥吴反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作霖勾结日本，出卖中国主权。冯曾发誓：“今后我不当兵则
冯还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之所以拥吴反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作霖勾结日本，出卖中国主权。冯曾发誓：“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人夺了去”［10］24。所以,冯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中说到：“梁士诒的行为是我深所反对的，张作霖倚仗日本撑腰，腼然无耻地要出兵保护他，尤为所切齿痛恨。由于这个原因，我即毅然决心愿以全力帮助直系对奉军作战。”［10］329相比之下，吴佩孚则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慷慨激昂地高举着爱国主义的义旗，声嘶力竭地讨伐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提出了“罢战主和”的政治主张；还支持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他的种种表现蒙蔽了冯玉祥。但是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凶残地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通过贿买的形式帮助曹锟登上总统宝座，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来推行其“武力统一”的政策等等。吴的这些举措激怒了人民大众，也令冯玉祥十分不满，“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决竟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干戈以相周旋”［9］38。
第三，个人野心的驱使
“今天回顾起来，我认为那次政变是冯玉祥将军受个人野心驱使并掺杂了他对吴佩孚将军的某些宿怨而贸然作出的行动”［11］276。个人野心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重要原因。而冯氏的野心则体现在扩大地盘和获取政权上。
扩大地盘的需要。“冯在发动政变前，就曾向张作霖提出过奉军不入关的要求，目的也是为了在推翻曹锟吴佩孚之后，自己能够控制京津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12］248 ，冯玉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写到：“只要你们的队伍（奉军）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10］329。领袖欲的驱使是又一体现。追随冯多年的鹿钟麟对冯的评价可谓中肯，“冯在北洋军人中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的领袖欲也是相当强，以致遭到北洋军阀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疑。”［1］2顾维钧在回忆北京政变时，也指出冯氏领袖欲是政变发生的原因之一，“像那时期中国所有的实力雄厚的军阀一样，冯玉祥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将军，极欲获得政权，以统治中国。”［11］336而当时影响巨大的《民国日报》也认为冯玉祥和其他军阀无异，“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冯玉祥等……盖此一介武夫，毫无政治常识，而野心则大而无外。”［4］ 由此可见，扩大地盘和领袖欲的驱使，也是冯决意发动政变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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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冯玉祥与直系曹吴矛盾发展
第一，吴的骄横行为引起各界不满
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吴佩孚便目空一切，又和段祺瑞一样，做起了武力统一的迷梦。曹锟当上总统后，他更是意气骄横，野心勃勃，大有雄视中原、威加海内的气派。此时他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攫取直鲁豫巡阅使之职，复伸张势力于长江一带，指使萧耀南占据湖北，齐燮元占据苏皖赣，孙传芳占据福建，更唆使川黔军攻掠四川，勾结陈炯明、沈鸿英牵制广东，驻兵山海关、喜峰口以阻御奉军［10］359。他的武力统一的政策虽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的穷兵黩武的野心并不因此而稍戢。首先，他策动陈炯明等进攻广州，并勾结英帝国主义唆使广州商团叛变，以牵制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同时指使齐燮元、孙传芳夹攻浙江卢永祥，以肃清在东南仅存的皖系残余势力 ［1］1-2。吴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引起了皖系、奉系的不满和惊恐，同时也令冯玉祥十分害怕。
第二，吴处处对冯进行排挤压制，冯吴矛盾日益加剧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功劳甚大，因而得以出任河南督军。但是吴却派毫无功劳的宝德全为督办，并介绍很多人分任重要职务。冯对左右说：“这样办，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13］53。冯用督陕时的人马接管河南，而对吴所介绍的人选一律予以拒绝。冯玉祥人河南督军后，河南的军务、政务一律不买吴佩孚的账。（吴佩孚）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仅在粮饷、粮秣、被服、住处上刁难冯玉祥，使冯玉祥所部重又沦为无衣无食无住之困境，而且扯由头，天天找冯玉祥的事，叫冯玉祥左右不是，无所适应，冯对此感到非常伤心 ［13］54。由于冯、吴性格方面的差异，使督豫一事成了俩人矛盾的导火索。“盖冯虽督豫，而吴固仍驻洛阳也。物莫能两大，况吴素性又颇傲慢，以冯久隶属下，遇事多自主裁，不加谘商，冯亦不愿一味仰承旨意，久之，彼此之间，自难免各不愉快。”［14］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