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第二版绪言(1)(2)
2017-04-19 01:10
导读:所以,今天我们讨论问题不能只限于狭义的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范围。因为比较问题后面就是文化-政治体系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问题不能只限于狭义的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范围。因为比较问题后面就是文化-政治体系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相互交往、竞争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它涉及到文化和文化意识的根本性问题。我们马上会看到,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方法论问题。这里的“方法论”不是一种技术手段,一套批评和论述的工序,而是指向一个价值领域、一个生活世界;更准确地说,方法指向不同的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的关系。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 我们这堂课讨论的基本思路是:真正的比较问题必然引向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而普遍性-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法必然在具体的现实关系和符号关系中重新挑明一种文化政治意义上的、集体性的自我意识。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黑格尔在《逻辑学》里对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的论述。首先我们是在一个形式的层面上把握这种关系的理论蕴含;但在后面,我们却要通过一系列观念史的历史还原和历史批判,把它的政治蕴含一层层揭示出来。所以我们的兴趣不只是通过重读经典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知识批判的谱系,以此来作为分析当代问题的坐标系;同时,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自己的文化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把包括黑格尔在内的现代性经典文本理解为实实在在的历史矛盾、运动、冲突的纪录和“想象的解决”。
在《逻辑学》谈“主观性”的部分,黑格尔写道: 普遍的东西,因为它毕竟是它的特殊的东西的总体,所以并不自在自为地是一个规定了的特殊的东西,而是通过个别性才是它的诸属之一,它的其他诸属通过直接外在性便从它那里排除出去。另一方面,特殊的东西同样也并非直接地和自在地是普遍的东西,而是否定的统一剥去了它的规定性,从而把它提高为普遍性。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354页) 这段话像黑格尔所有的话一样有些绕口,但意思其实是很明确的,讲的无非是这样一个道理,即普遍性是特殊性的总体--不是特殊性的堆积,而是扬弃了种种特殊性的“直接外在性”的一种更高的、绝对的质。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绝对的质只能通过种种“自在自为”的特殊的东西才能存在,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取代或穷尽种种特殊的、个别的事物,而只能寓普遍于特殊。黑格尔喜欢反复讲,普遍性既是“最单纯的”东西,因为它是由“自身关系”规定的,也就是说,它在概念上不用求诸身外之物;但同时,它又是最丰富的东西,“因为它是概念”(268)。乍一看,这好像只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童与反复:概念是普遍的,因为只有普遍的才是概念。但同时黑格尔同时强调普遍的东西是具体的东西。那么这种看似空洞的同语反复有什么具体的、(文化)政治性的含义呢?这就要回到黑格尔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如果黑格尔在“逻辑”意义上谈的“普遍性”有一个社会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和法律领域的对应物,即西方现代性(“理性”、“自由”等等),那么黑格尔下面这段话就很好理解了: 普遍的东西是自由的威力;它是它本身并且侵占了它的他物,但不是作为一个暴力的东西,反而是暴力震荡之中安静地留在自己那里。正如它被称为自由的威力那样,它也可以称自由的爱和无限制的天福,因为它自己对待相区别的东西就只是像对待它自己那样,在相区别的东西中它就回到自身了。(同上,270页) 这段话如果放在两个“愿打愿挨”的情侣之间讲,如果那种普遍的东西是爱及其“威力”,这大概是很美好、很有诗意的东西。但如果放在近代世界史上讲,放在现代性条件下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语境里讲,大家都会明白这种西方人所谓的“自由的威力”是什么,特别是它对于非西方世界意味着什么样的复杂的历史经验和情感体验。从这句话里,我们也不难理解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里,是如何把近代西方的伦理世界作为“普遍的东西”设立为绝对,而把它在自身“世界历史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人都视为“特殊的东西”,进而以“普遍”的名义,不但把这些特殊的东西“克服”掉,而且把这种克服视为西方主体“在相区别的东西中回到自身”,也就是说,视为普遍性的实现,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对另一种特殊的东西的暴力。正是基于这种普遍性的逻辑,黑格尔(乃至后来的马克思)才可能把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扩张等同于现代性对前现代性的征服。黑格尔把近代欧洲中产阶级宪政国家看作是“爱”的体现,基于同样的逻辑,也把欧洲市民社会的海外扩宣布为“自由的爱”和“无限制的天福”,因为两者都是“自由的威力”的实现,都是普遍性的自我确证、自我伸张。顺便一提,19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和炮舰外交,后面的价值论述,就是这种“自由的爱”和“无限制的天福”。而今天美国小布什政府的“自由民主”、“有限主权”、“政权更迭”等口号,当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关全球化的想象,也都同这种文化政治上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