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1)(2)
2017-04-26 01:25
导读：我把海派小说就定义为世态小说。它们与《莺莺传》、《碾玉观音》、“三言二拍”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本有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后来才生发
我把海派小说就定义为世态小说。它们与《莺莺传》、《碾玉观音》、“三言二拍”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本有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后来才生发出市民传奇。海派故事便是新的市民传奇。在“悲欢离合”的大名目之下，大体显出几种故事模式。
模式之一：贫富沉沦。这是市民对社会现象的浮面观照，同时深具普遍价值。连张资平的取得恋爱强大权力的知识男性，都往往穷困不堪，经济上多是失意的。丁谛的《人生悲喜剧》［（９）］，周楞伽的《失业》、《沉沦》［（１０）］，听听题目就知道极类似近代以至鸳蝴的那种社会小说体。穆时英略带左翼色彩时，固然写过因进丝厂做女工而指头溃烂，死去的童养媳（《手指》），为母亲生日而偷面包的烘面包师（《偷面包的面包师》）［（１１）］，便是写出了新感觉派的代表性作品，也常常以舞女受辱、贫士受辱等作为基本的故事［（１２）］。沉沦可分为两种，主要是穷人的沉沦，如曾今可的《春梅姑娘》、《舞女丽丽》写农村姑娘、善良女子的因穷而堕落［（１３）］，杜衡的《人与女人》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有差不多的结构，都是两个女人（前者为姑嫂，后者为姑侄女）最后走上同一条卖身的路途。不过，杜衡的故事几乎全盘是温饱问题，张爱玲的就比较复杂，薇龙接客有生计的理由，还有维持与浪荡子乔琪乔的最后一点欢乐呢？这就有另一种人的沉沦，不缺吃少穿的真正的沉沦，可推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为代表，里面的人物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沦落更来得确切无误。
此类故事统属于“社会－－人”的构造。“社会”的功用相当于一个杀手，它虐待“人”残害“人”，而“人”的最终是个弱者，哪怕是个恶人，也是弱者，受害者，显出与左翼小说贫富对立结构的区别来。另外，海派的辛酸故事彬彬有礼，它不虚拟叙述者做苦难的权威代言人，它有点“怜贫爱富”的样子，同情着贫困，却并不嫌厌富足，两边保持距离，典型的市民立场，是不是？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故事模式之二：有恶善因。关于善、恶及其轮回报应，是中国通俗小说历来的伦理文化，是弱者的哲学。这样来描写人情变故，现实的图景和生活道理不免大大地简化，但黑白清清楚楚，容易为人所接受。张爱玲回忆她“七八岁的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物就急着问：‘是好人坏人？'”［（１４）］善恶的斩截分明，大概就属于永远的儿童水平吧。
海派故事中有“善恶必报”型的。张资平《公债委员》里的陈委员，从教会学校一个纯真美少年改变为无恶不作的人，他施恶，又被更恶的梁委员诈骗，结果妻妾惨死，自己锒铛入狱，方始在上帝面前醒悟赎罪［（１５）］。叶灵凤《红的天使》写两姊妹相继爱上同一男人，妹妹婉清发生嫉妒，竟施计破坏姐姐淑清的婚姻，致使本人毁灭，而姐姐经磨难终于与丈夫和好如初［（１６）］。这些故事惩恶扬善的题旨一目了然。到了穆时英，他早期的《黑旋风》、《咱们的世界》、《南北极》一派江湖侠义气概，让一群现代“水泊梁山”好汉，痛快地报复有钱的恶人，并节节取胜［（１７）］。中国人对这类故事好象百读不厌，因为生活里时时都遭遇不幸，凡遭遇不幸的人都能在这里长吐一口恶气，得到某种心理上的释放和缓解。
不过，这种善恶对峙的故事实在太老了，所以慢慢地不能不发生变化。早期的海派先是加入“悲情”的成分，破坏着大团圆式的结局。罪恶在现代社会横行无忌，善往往不得好报，这反倒符合生活实际。只是张资平等的人生体验究竟浅薄，此类“悲剧”在他们写来仿佛是外加上去的，从《飞絮》到《新红A字》，女主角到得最后总是逃不出肺病咳血夭亡终场［（１８）］。我们不妨称其为“拟悲剧”。到了张爱玲这样现代性更强的作家一个个出现，才把古朴的“善”、“恶”观念打碎，掺和起来，重新捏塑，使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小艾》里的五太太，一辈子占着正室的位置，过的却是连偏房都不如的守活寡的日子。她天性懦弱，但虐待起丫环小艾来，她还是不折不扣女主人。她是善，还是恶？［（１９）］著名的《金锁记》里的七巧，是善还是恶？海派发展到能告诉你世界上的善恶常常集于一身，是互生的，均来自人的本性，它就脱开通俗文学善恶各执一端的传统，显示出非通俗的一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