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互动的宁馨儿——四十年代小说的新面貌((2)
2017-06-05 01:20
导读：在主题上，作者也将新与旧结合得很成功。作者没有直接显露歌颂主题，而是讲述民主政权为百姓做了实事。把共产党为民作主的思想不动声色地装进“才
在主题上，作者也将新与旧结合得很成功。作者没有直接显露歌颂主题，而是讲述民主政权为百姓做了实事。把共产党为民作主的思想不动声色地装进“才子佳人受磨难，奉旨成婚大团圆”的框架中。
《小二黑结婚》实际有两组矛盾。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一是受到父母的阻挠，二是受到金旺弟兄的破坏。最尖锐的矛盾是第二组。由于金旺弟兄对小芹心怀鬼胎，他们便利用权力，一定要置小二黑于死地。小说的真实素材中，小二黑的原型——岳冬至，确实是被村长们活活打死了。为什么革命政权中经常出现金旺弟兄这类人，这类人把持革命政权后会给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他们是如何利用革命的名义和传统的伦理观念来损公肥私，使革命发生质变乃至成为反革命，等等，这些严肃的课题理当成为新文学作家探讨的对象。但《小二黑结婚》将这两组矛盾混合搅在一起，由“区长”一并解决。“区上早就听说兴旺跟金旺两个人不是东西”，于是押起来送到县里判刑。把一个严肃的问题简单归为个人品质问题，这正是迎合农民的简单的是非观念。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就因为赵树理要“照顾”读者爱听故事的习惯。通俗的故事帮助作者宣传了婚姻自由、迷信可笑，歌颂了民主政权，但同时却把问题不知不觉间比附到“好事多磨”、“清官断案”的传统模式上去了。
可见，赵树理刻意求俗的动机其实是“雅”的。他不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作家”。故事、评书、趣味，都是“与世俗沟通”的手段，而不是创作宗旨本身，这是他与海派的根本区别。那些指责或怀疑赵树理为“海派”的人显然是冤枉了他。赵树理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文艺战士和优秀宣传工作者，早在成名之前，他就以笔为武器，把创作和宣传结合为一体了。赵树理小说的高雅性首先表现为革命性。陈荒煤说：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
政治性是很强的。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写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阶级感情，思想情绪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５）］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６）］，他的创作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先锋”的，无怪一向总领时代风骚的郭沫若以俯首称臣的口吻纵声赞美，左翼文坛的“话语”权威周扬称其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７）］。连小说泰斗茅盾也断言“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８）］。革命性不止意味着政治性更意味着开创性，赵树理小说正是以其前所未有或前所未逮的“先锋意识”，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方向”。
其次，赵树理小说的高雅性表现为人民性。他不是机械图解党的政策，不是空喊革命口号，不是粉饰现实生活。他把自己的小说叫做“问题小说”，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旨在为人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小二黑结婚》中阻挠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不仅是主人公思想落后的父母，还有被恶霸把持的村政权。《李有才板话》中批判的不仅是被恶霸长期把持的村政权，还有以章工作员为代表的错误的工作路线。赵树理小说一再写到，人民政权被一些最坏的人盘踞，成了反人民的政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理论上的高度重视。
雅俗的融合过程，实际也是一个斗争过程。从老舍《兄妹从军》式的抗战通俗小说，姚雪垠《差半车麦秸》式的大众化抗战小说，到赵树理的解放区通俗小说，大众化的创作实践的确越来越走向成熟，雅文学已经不再幼稚地简单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雅俗之间，一条新的道路的确已被探索出来，但这些介于雅俗之间的艺术形式深深带着母体的烙印，它使得新文学为把自己的声音推向全体大众而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而且付出代价以后，那声音还不免要变调。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证明了这一点。当叙事者成功地沟通了世俗的接受者与“区长”之后，叙事者自己的独立思考却淡化了。叙事者的身份由旁观趋向退隐，他所传达的思想越来越接近社会平均数。大众化、通俗化固然是新文学的迫切需要和历史使命，但除此之外，是否还应允许新文学保留几块非大众化、非通俗化的自留地？同样，对通俗小说来说，除了接受新文学的思想观念、学习新文学的艺术技巧之外，也是否应保留一块“纯通俗”的领地？赵树理的小说取得较大成就后，他长期对新文学和外国文学表现出轻视的态度，而“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９）］。这从解放区通俗小说兴起的当初，就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