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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互动的宁馨儿——四十年代小说的新面貌(

2017-06-05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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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阵容发生了全面而显著的调适互动,并在后期涌现出一批介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的新型小说。他们以赵树理、徐@①、无名氏、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作家。这使“五四”以来的雅俗对立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阵容发生了全面而显著的调适、互动。新文学小说增多了人物的类型化,相应减少典型化,情节技术普遍受到重视,语言上自觉追求大众化,风格上自觉加强趣味化,而通俗小说则经历了一个复杂错综又不约而同的雅化过程。总的趋势是对立消解,双方靠拢、融合,彼此取长补短,这表示出雅俗格局在从“五四”开始的长期“冷战”之后,迎来了一个多极时代。抗战时期雅俗文学的互动,终于在后期酿造出一批介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的新型小说。它们以解放区的赵树理,国统区的徐訏、无名氏,沦陷区的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作家。至今的文学史教材,实际均为雅文学史教材,这些作家置于其中,显得独门独院,与总体略有不和谐之感,而不置于其中,又使总体似有某种缺憾,凑不成“全家福”。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混血儿”。
赵树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他首先是个出色的“庄稼人”,各种农活不但拿得起、放得下,而且精通到了宛如“庖丁解牛”的以劳动为艺术的境地。然后他是个出色的民间艺人,“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而且练就一种绝技,能一个人打鼓、钹、锣、旋四样乐器,并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1)]。此外他还懂得阴阳风水,测字占卦,还“略通医道,常替人家号脉开方”[(2)]。可以说,赵树理是农民文化的“万事通”,“他哪里象个文人、作家,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灵、农民的形象啊!”[(3)]因此,赵树理很早就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把自己作品的接受者定位为农民。于是,他的“俗”便处处是针对农民、围绕农民、为农民考虑、让农民喜欢的。中国工业化历史短,几乎每个人都是农民后代,每个人都能欣赏农民之“俗”。这种俗的形式首先表现为故事化。赵树理每篇小说,都是一个首尾完整、情节曲折的故事,每个故事又由若干小故事组成,如《小二黑结婚》的12节即12个小故事。其次表现为评书化。赵树理讲:“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赵树理的故事,书场化效果极强,讲究板眼、关节、交待、明暗等,他认为“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4)]。赵树理的作品极易改编为说唱文学和小型戏曲,许多学者也论述过它们与古代白话小说的关系。达到评书化效果的关键是叙述语言既要口语化,又要普通化,其对立面则是“学生腔”和“方言癖”。再次是趣味化,通过给人物起绰号,描摹喜剧性细节,巧语妙喻等手段使故事表层具有强烈的包装吸引力。这几种俗化是赵树理的刻意追求,追求故事化、评书化、趣味化,当然就放弃了书卷气、文人味、含蓄感等。有些论者一方面肯定赵树理的追求,另一方面却批评他“缺乏暗示,一览无余”,“大团圆”,“农民趣味”,“不擅长心理描写”等等,未免是求全责备,硬要甘蔗两头甜了。事实上,赵树理的艺术形式尽管是俗的,但毕竟不等同于故事、评书和笑话,其中亦有雅的成分,只是已经如糖入水,与俗溶为一体了。 中国大学排名
试以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为例,分析一下他作品的雅俗动态。《小二黑结婚》作为一个叙事文本,是以较低的文类姿态——故事——出现的。题为“小二黑结婚”,但“小二黑”并非明确的“第一主人公”,“结婚”也只是到了结尾才一笔带过。实际上小说讲的是“小二黑结婚”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前五节逐个介绍人物,接下来展开矛盾冲突,最后善恶各得其报,团圆收场。这个布局是典型的评书体,线条清楚而简单,与民间传统戏曲非常近似。
布局的程式化之外,人物也是按戏曲“行当”设置的,生、旦、丑加上青天大老爷。重点在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喜剧人物身上。故事从他们开始,也以他们结束。三仙姑这个形象,本具有严重的变态心理。她利用女儿的姿色招引青年男子,再企图卖出女儿以消除“情敌”。按新文学的传统,这正是挖掘人物心灵、深化作品主题之处,这个形象完全可以写到如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金锁记》)、梁太太(《沉香屑:第一炉时》)和霓喜(《连环套》)的深度。但是赵树理没有那样写,他甚至连普通的心理描写都舍弃了,最深只写出“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样的代言式心理活动。作为一个“通俗故事”,他主要从外表的特征和言行来丑化和批判这个形象。但吸取新文学之长,作品中没有传统通俗小说所常见的直露的“揭短”,也没有放纵鄙陋的粗话。像三仙姑年青时的风流史,作品只写道:“村里的年轻人们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既幽默又含蓄,格调不俗,显系经过用心提炼,作品还借助围观等视角转换,使人物线条更加浓重。兼取雅俗文学之长,人物形象既富于典型意义,又合乎程式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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