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版本考(1)(2)
2017-06-18 01:01
导读：其一，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格式是，《经》文顶格，《注》文另起一行低一格，《疏》文双行小字，这与后来北京、台湾影印的《水经注
其一，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格式是，《经》文顶格，《注》文另起一行低一格，《疏》文双行小字，这与后来北京、台湾影印的《水经注疏》稿本之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其二，原稿通篇以戴震“殿本”为底本，《经》、《注》混淆之文及脱、衍、错、讹之字一般均依“殿本”改订，并一一引据戴氏原校语作证。唯一例外的一处，原稿首句“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殿本作《注》文，杨守敬作《经》文处理，但在此句《疏》文中明确指出：“戴本以此十一字作《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估计与开篇有关，因为既然是疏证《水经》及《注》，起首一句当然以《经》文为好，故此处未按殿本作《注》，而依朱谋玮《水经注笺》本作《经》文。从原稿《疏》文内容来看，杨守敬当时是很相信殿本的，一般是以殿本之是非为是非，有时还在《疏》文中做进一步阐述，如“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戴校云：“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并讹作《经》。”杨按：“南平郡，晋置。乐乡城，吴筑。《水经》不应有之，戴说是。”后来，尽管杨守敬在赵、戴《水经注》相袭公案中拥赵贬戴，但对殿本的价值正像他自己所说是“无雌黄之议”[5]的。而且光绪中叶以后，当他开始全面疏证《水经注》时，仍然选用以殿本为主体的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作为主要的工作底本，将《疏》文“批于书眉行间”[6]。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杨守敬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这是《水经注疏》最早面世的一个简本，而全书“卷叶悉依长沙王氏刊本”[7]。这种情况直到杨氏殁后，熊会贞在续撰中认识到“不能如合校本之尽以戴作正文”，遂决定以朱《笺》本为主，“通体朱是者作正文，非者依赵、戴等改作正文”。[8]可见，在杨守敬撰著《水经注疏》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殿本为底本的。
中国大学排名 其三，据统计，原稿中杨氏撰写的《疏》文共有119条。[9]用这119条与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相核校，虽然其中有69条北京本未收，但对收录的那50条，或由杨守敬，或由熊会贞都进行了重新加工，有的增改，有的删并，有的移动，其中以增加新内容者占绝大多数，如原稿“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句下，杨《疏》云：
按：郦氏所称南江者，洲南之江也；所称北江者，洲北之江也。后儒以“虎渡口” 为 《禹贡》南江经流，籍口郦氏有南江之目，不知非郦意。
北京影印本在此句下，杨守敬先引赵一清《水经注释》文，随后《疏》道：
守敬按：郦氏言分为南、北江者，以下有故乡、龙、宠、邴里、燕尾诸洲在江之中，故分为南、北江。观下“江水断江通会”之文，是明明谓南、北江合会也。袁小修以今“虎渡口”，江水盛涨之时，溢入洞庭，遂附会为江水会澧故道。胡氏（指胡渭《禹贡锥指》－引者按）更附会以洞庭为九江之说。不知自晋以前，江之南、北岸无堤障，江南之水，皆东北流，洈水、油水是也。江北之水，亦夏时泛涨，溢而北出为夏水。后世江身愈高，北岸之水为堤所障，不复分出为夏水；南岸之水亦不复北出，此正古今水道变迁。
将上引的这两段《疏》文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前后继承关系，且后一条更有深度，也更具说服力，针对性更强。
综上所述，《校正〈水经注·江水篇〉》虽然是杨守敬为编纂《荆州府志》的需要而撰写的，但从杨氏“序”文中已明确显现出他要疏证《水经注》的想法，尤其是稿子在体例与内容上与后来的《水经注疏》有着清晰的脉络渊源，因此，认定其为《水经注疏》的早期部分成稿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始于光绪三年，说明他开始疏证《水经注》荆州段——即《校正〈水经注·江水篇〉》也应始撰于光绪三年。根据目前已见资料，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的工作至多到光绪五年就结束了，因为光绪六年的前三个月，他一直在京师忙于考进士，三月会试不中，四月即携眷东渡日本，充清朝驻日公使随员，直到光绪十年五月才回国。因此，《校正〈水经注·江水篇〉》成稿时间当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