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版本考(1)(6)
2017-06-18 01:01
导读：1912年，杨守敬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谈到此书，云：“《水经注疏》八十卷稿已成，惟皆录于书眉，凡十部，未尝合成一部。此书尚待整理，计必一、二
1912年，杨守敬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谈到此书，云：“《水经注疏》八十卷稿已成，惟皆录于书眉，凡十部，未尝合成一部。此书尚待整理，计必一、二年方可毕工。拟于今年同熊固之督同写生成净本，每成一卷，即刻一卷。然余财产尽失，何能完此宏工。”[26]
1913年，在给罗振玉的另一封信中，杨守敬又谈到此书，云：“已写净十七册，余二十余册，合四十大册，定于今年蒇事。”[27]
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出任北洋政府参议院参政。到京后又给远在日本的罗振玉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向罗解释“守敬正以此《疏》力不能付刊，始有此行”，表明他进京是为了借助政府之力刊刻《水经注疏》。同时，他也坦言：“盖写成净本仅十七册，其余廿余册尚待固之校集也。”[28]可见，这时《水经注疏》初稿本尚未誊清完成。以往，研究者多根据陈衍《虞初近志》及叶德辉致缪荃孙信等资料[29]，判定1914年，杨守敬已抄成一部《水经注疏》初稿本。现在看来，当时杨守敬手中只有十七册写净本，尚不及全稿的一半。陈衍所见“稿本”肯定不是全部，而叶德辉所言显为耳闻之语。
这部《水经注疏》初稿本，实际上到
1915年1月9日杨守敬在京逝世时也未誊清完成，正因为如此，熊会贞在续补《邻苏老人年谱》中曾满怀深情地表示：“今先生已弃我矣，仍当勉力竟功，率德承、蔚光、先懋等缮付梓人，以偿先生之夙愿。”[30]，可见熊会贞当时很想抄成这部稿本，付梓刊行。至于这部初稿本是否最终誊清完成，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有可能在杨守敬逝世后的一、二年内抄成。理由有三：
首先，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时，手中虽只有十七册写净本，但他“仍留熊固之及小孩二人于上海，以守书、写书”。[31]从紧接着的下文“盖写成净本仅十七册，其余廿余册尚待固之校集”句看，“写书”显然是指誊录《水经注疏》初稿本。加之他进京的目的就是借助政府之力刊刻此书，故催促熊会贞等早蒇厥事是必然的。熊会贞于当年12月来到北京[32]，随行肯定会带来新抄成的部分初稿本，具体卷数今虽已无法考证，但从下文将叙述到的初稿本现存残稿的卷三十三上出现杨守敬亲笔“要删”二字眉批分析，杨守敬逝世前，初稿本已抄成大半。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其次，杨守敬临终前，为确保熊会贞完成他的未竟之业，曾遗命子孙“分年谷八十石佐熊氏膏火，仍嘱其子馆熊于家”[33]。这无疑一方面为熊会贞解决了基本的生计之需，另一方面也为他就近利用杨氏藏书，带领杨氏子孙完成初稿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从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影印本和台湾影印本所据底本都是源于这部初稿本，此点将在下文中论及。
目前，这部初稿本只发现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分装三册，现藏重庆市图书馆。[34]初稿本版框高
19.5厘米，宽
14厘米，朱丝栏，四周单边，半叶十大行，每大行除顶头大格外，又被分成两小行，行二十格（包括顶头大格），无鱼尾，书口下方标有页码。这个版式是杨家专为誊录《水经注疏》而制作的，其中顶头的大格就是专门用来顶格抄写“经”文而设计的。
三册残本的卷三十一和卷三十二首叶各钤有“李子奎珍藏”阳文方章。李子奎，原名李子魁，子奎是其别名，湖北枝江人，与熊会贞同乡。1932——1935年，李曾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系，研究中国沿革地理。1937年夏秋之际，杨、熊后人曾请李子魁住在武昌青石桥四号宅中，“做校补《水经注疏》遗稿工作”[35]，使他接触到杨、熊《水经注疏》稿本及参考书。据李子魁自己讲：一九四六年八月，他离开重庆，行前将“研究《水经注》参考书籍四大箱约千余册，送交重庆市图书馆保存。……每卷书上加盖了‘李子奎珍藏’”。[36]则这三册残本无疑就是当年李子魁存于重庆图书馆（当时称“罗斯福图书馆”）的参考书籍之一。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记载：重庆图书馆只藏有此本卷三十一至三十三，三册。[37]看来当年李子魁存于该馆的就只有这三卷。但是否当年李子魁手中就只有这三卷《水经注疏》初稿本？此点李子魁没有明确说法，只是提到他在重庆时，“仍搜集散稿”。[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