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下）(3)
2017-06-30 01:00
导读：四 民间化和大众化的又一结果是带来了文学艺术水平的降低，作为表层现象，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从“革命文学”到“文革文学”，一直存在着公式化、
四
民间化和大众化的又一结果是带来了文学艺术水平的降低，作为表层现象，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从“革命文学”到“文革文学”，一直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问题而难以克服。几十年来人们不是不愿意克服这些弊端，而是没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端。因为人们对这些弊端的根源一直缺少认识，事实上，在知识分子主体失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文学创作需要自我生命的溶入，需要真情实感。然而，民间化大众化却要求作家获得大众的意识，放弃真实的自我而扮演民间大众。这就出现了“真实的自我”和“佯装的自我”的矛盾，出现了“真实主体”与“模拟主体”的矛盾。
从20年代末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就非常自觉地代大众立言，而且很积极地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和自由的思想，对五四精神和启蒙主义，对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已经没有多少留恋。为了大众的解放，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努力获得大众的思想感情。他们自身毕竟不是工农大众的一员，要代大众立言并非一件容易事。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努力显然是不成功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是真正大众的声音。他们虽然高喊着要做工农大众的留声机，但当留声机也并不容易。对此，鲁迅在《路》中曾经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从洋人家里也好，从咖啡馆里也好，当然寻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鲁迅讽刺的是他们无法真正代表无产者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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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鲁迅一直相信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而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创造社的人们血管里流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血。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表现所谓“无产阶级意识”
的努力。因为工农大众的代言人往往本人并不是工农大众。真正的工人却往往被判定并不具有无产阶级意识。20世纪文学中真正的民间大众话语是极为少见的，因为劳动大众还没有能力在文坛上建立自己的话语空间。所谓民间大众话语大都还是一些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而代其表达的。
他们要很好地表现大众的声音，就必须深入生活，去努力体会大众的思想和感情，甚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这就需要改造。从大众文艺运动开始，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且不说这种改造是否正确，也不说知识分子愿意不愿意把自己改造成真正与大众在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上都一致的人，即使他真正愿意改造，要改造好也决非易事。由于改造的艰难性，创作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是知识分子真实的自我，一个是根据体验而获得的代表大众的自我。真实的自我非常顽强，它往往在这一时刻压抑了自己的声音，在另一时刻真实的自我就会顽强地再冒出来。丁玲的创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她的《莎菲女士的
日记》显然表现着一种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
女主人公身上明显地表现着作者的思想和心理。参加左联后，丁玲写出了表现群体生活的《水》，这是一篇努力表现群众生活的作品。它因此受到左联的赞扬，冯雪峰特意写了一篇《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赞美她从自我小天地走向了社会，从个人主义走向了工农大众的革命道路。然而，大家都知道，作者自己也未必不清楚，《水》这样的作品无法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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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一生在这条路上走得曲折而疲惫。作为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年作家，丁玲到达延安的感觉是到了家的感觉，由此也可以证明在政治上丁玲与延安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但是，丁玲在到家之后的
放松里，写的却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样的带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和启蒙主义精神的作品。丁玲只有再一次虚心地向人民大众学习，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使自己完全地进入正在准备成为国家权威话语的民间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