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下）(4)
2017-06-30 01:00
导读：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文坛上，出身于工农大众的作家极为少见。于是也就无法回避这种矛盾的普遍性。作家大都是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
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文坛上，出身于工农大众的作家极为少见。于是也就无法回避这种矛盾的普遍性。作家大都是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知识分子的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这一切构成了知识分子真实的自我。然而，这自我失掉了表现的合法性，他们需要表现的是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形式等。他们象丁玲那样表达不好，那就需要反复改造。的确，重要的不是他们对工农生活是否了解，而是象毛泽东所注意的一样，是思想感情问题，是立场问题。所以，他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深入生活，而是改造思想。深入生活的意义主要是获得素材，而在深入生活中改造思想才是更重要的，它的意义是获得思想和感情、态度和立场。
从大众文艺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作家们都在进行这两个方面的努力。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它成功的经验不多，而失败的教训却应该记取。真实的自我与佯装的自我总在较量，然而，一旦真实的自我完全被遮掩之后，作品就会变成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说教，而真实的自我出现之时，作品就会放射出艺术的光彩。
左联的创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那些到今天仍然没有被完全忘记的作品，却恰恰不是他们理论上所倡导的，而是恰恰相反，成功的是那些知识分子话语精髓仍在的作品。柔石的《二月》，殷夫的诗，之所以有艺术魅力不是因为它的民间化，不是因为它彻底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而是因为它还鲜明地打着作家真实自我的印记，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大众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而是因为表现了他们自己真实的思想情感，融入了作家的生命自我。
对于从4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作家来说，还有一层无法回避的矛盾。知识分子作家即使深入生活，完全体会到工农大众的思想和感情，充分担负起代言人的职责，成功地完成对模拟主体的模拟；或者作家自身就是工农兵，表现的就是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感情，仍然是不够的。工农作家的作品被认为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而没有表现无产阶级感情的批评在当代文学史上并不罕见。知识分子的真诚代言更常常被指责为别有用心。很多作品之所以受批判不是因为作家没有深入生活和获得大众的思想感情，而是恰恰因为深刻地表现了生活中具体的真实。这种情况反映着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及国家权力话语的复杂关系，但是，同时也说明，大众话语的确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存在。它有具体的存在和抽象的存在两种形态。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国家权力话语以自己的声音代替大众而扼杀真正的大众的声音。然而，由于大众的广大性，它事实上存在一种无法把握的虚幻性。一个作家在深入生活中把握了一个工人的思想感情或者一群工人的思想感情，我们仍然无法严格地实证它是否大众的思想感情。因此，面对大众思想感情的权威代表，任何反驳都往往是无力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正如面对非全民选举而表达的所谓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服从权威，听命于神喻。这就导致了创作主体的多重分裂，产生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中日益严重的一个现象：“真实主体”、“模拟主体”和“权威主体”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当然产生不了血肉丰满并且情真意切的作品。
当然，个人的话语与大众或者权威话语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当代文学创作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经验是：文学创作成功于隐形主体与表象主体的重合之处。它的成功取决于那个隐形的真实主体的暴露。取决于那个真实自我与佯装自我的重合。
然而，这却是夹缝之中比例极小的成功经验。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的自我，作家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而去体验别人的生活，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去获得别人的立场，放弃自己的话语而去操作其它的任何话语，都难以获得真正成功。它带给文学的都将是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