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综述(1)(3)
2017-07-31 01:27
导读：关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危机与出路”的探索和论争肯定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文论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应该抓
关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危机与出路”的探索和论争肯定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文论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全球化”这一策略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和
美学精神，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国际理论争鸣，只有如此，中国理论家才有望在世界文论的大舞台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声音。⑻
二、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和教材改造问题
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教学改革”问题来由已久，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新时期”之初。但是，从有关文艺学的会议、论文和著作情况看，学科反思与教学改革从未像2001年这样变成文艺理论界如此迫切地要求重点解决的焦点问题。2001年召开的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不约而同地把它们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例如，在北京召开的“当代文学理论新趋势与教学改革研讨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扬州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研讨会”、在济南举行的“全国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武汉召开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等等，都把文艺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或文艺理论的教学改革作为研讨会的重要内容。
有关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或教材改造的著述也出现了往年难得一见的盛况。如孙绍振、陈良运、南帆合写的《重建文艺理论学科是时候了》、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曾庆元的《也谈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一评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反思〉》、陶东风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姚文放的《文艺美学的合法性问题》、杜卫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赵宪章的《文艺学和文艺美学面临的问题》、李珺平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胡经之的《我看文艺学教材》等等，对学科建设和文论教学问题从学理层面和操作层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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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珺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学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学科建设的迅猛发展。但轰轰烈烈的学科建设下面隐藏着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关系。”(9)在他看来，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1)
政治宣传中的引进(苏联教材翻译)；(2)阶级斗争推动下的萌芽(以群、蔡仪)； (3)“小动大不动”，以匆忙适应教学的转折；(4)用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而进行第三代教材建设。虽然成绩有目共睹，但至少仍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左”的残余仍没有肃清；马、中、西三个体系在学理上的协调仍没有解决；“形象、典型等概念是否可用来概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千姿百态文学的共同特征；文艺学如何应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文艺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有无存在的充足理由；若有，在哪里；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基点、生长点如何确立；未来怎样发展；前景如何，等等”，(10)这些都是当前文论建设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陶东风认为，由于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大学文艺学教科书常常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把文学艺术理解为具有“普遍规律”、“固有本质”的实体，热衷于生产“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这使得它既丧失了学科的自我反思能力又无法回应日新月异的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因此，“学科建设和教材改造的核心是反思文艺学学科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应该打破‘四大块’的构架与剪刀＋浆糊的编写方法，在认真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⑾目前，陶东风等学者所申请的教材改造项目已列入北京市精品教材规划，研究者们在反思大学文艺学现有教材的基础上，力图体现新的文学观念、教育／教学理念以及教材编写理念。此外，童庆炳、吴中杰、古风等学者对文艺学教材的研究也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