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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2017-08-04 01:14 “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爱无疑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对于一个博学善思的民族而言，爱一个人不是指爱他给我们留下和提供的结论，而在于爱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他对我们的批评。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现代人类，他的批评今天依然有力量。自这个伟人逝世后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表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毛主义者，无论‘葛兰西派’（Gramscians） 还是‘阿尔杜塞派’（Althusserians）其实都一样。毛是第一个在历史的终结处开始思考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他值得我们去爱戴。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回避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他对我们的批评。”[1]――Alain Badiou，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大约是对文化、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一位。这表明：全神贯注于“文化领导权”问题，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坚持不懈地从这个角度阐述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是毛泽东建国以来思想的重要特征。与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紧密相关的毛泽东思想中包含如此众多的文化、文艺问题，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政治和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挑战，更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挑战。它几乎天然的使对这时期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一，引言：“政治”对文学的专制？当前，对中国当代文学“17年”（1949－1966）基本特征的描述，是高校教材中通行的“一体化”叙述。所谓“一体化”是指：由于建国以来“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的垄断和专制，从而造成了作家、作品的单一化，对待遗产态度的的简单化，由于文学和作家的组织化（指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成立的包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等机构），而造成了文化的等级制[2]。但是，当着上述论断强调建国17年来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垄断”之时，它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其自身的高度抽象和模糊性。例如，这里的“政治其权力”究竟是指什么？指毛泽东本人？指一个或多个机构（共产党组织或者作家协会）？还是指“整个左翼文化”的主导地位？――而所有通行的教材都没有明确、正面地回答这一问题。于是，大多数文学系的学生难免这样直接提问：究竟什么是“政治”和“政治权力”？“政治”与“政治权力”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就是其“非政治性”？显然，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遇到的尴尬，其实是与研究者缺乏对这样如下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区别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也正是由于不理解、乃至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今天变得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究竟什么是政治？当人们提议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从Michel Foucault所谓“从权力的竞争关系中”去理解事物[3]，甚至就意味着从毛泽东所谓“矛盾”的角度去理解事物。当前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政治性”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后者所说的：“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其对立面”。因而，在最简明的意义上，所谓政治，也就是对矛盾、竞争着的权力和权力关系的描述。而马克思主义，不过更为强调阶级权力和阶级关系在诸种权力关系中的纽带作用而已。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和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Antonio Gramsci（1891－1937）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解是最为接近的。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通过把文化和权力纳入到阶级关系中去思考，从而瓦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这在葛兰西，就是发现了“霸权”（Hegemony）一词[4]。这个词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传媒等手段造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得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总结了一套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战术，所谓“文化领导权”是指：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变被动为主动。同样，葛兰西说：权力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权力有“软硬两手”。他们同时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这样的权力是否“合法”，其“软权力”是否深入人心。（所谓的“软权力”就是指“不必强制而为人们所心甘情愿所遵循的权力”。）根据他们的描述，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则意味着悖论或矛盾的两点：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臣服于作为“社会共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自己”；二，而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变的制度下，其上层建筑依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点，也绝不会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同样也可以帮助丧失了经济地位和基础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统治自己，甚至听任他们从文化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合法性。“合法性”（Legitimacy）和“认同”（Identities）本身首先指涉的是文化问题，涉及审美、价值和性别诸方面，但是，它也涉及国家乃至国际准则的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显然是更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与劳动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但是，如果它的“文化合法性”没有被动摇，那么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可能真正胜利。如果没有“文化合法性危机”这一条件，那么马克思所叙述的“经济危机”就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充分条件。而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5]。当前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将所谓“一体化”趋势归咎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发动的一连串文化批判运动，并认为这些运动本身作为毛泽东以“简单粗暴的”政治的方式干扰文艺的恶果，表现了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和“反文化”的专制偏好。然而，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并无特殊的恶感（起码与他的党内同志相比就更是如此），即使发动“文革”时期，他依然这样告诫党内的激进同事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右派，那怎么成呢？那有那么干净的？”“一个党行吗？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民主党派还要，政协还要。”[6]不过，也无庸讳言，整个建国到“文革”爆发的17年，毛泽东对于党内“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最大的意见，就是认为他们过于埋头于具体的行政事物（包括经济问题），而不注意“文化领导权”问题，从而放松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合法性危机”的警醒。他在1966年10月总结建国以来所发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讨论时这样说：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看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7]。早在1950年，装饰艺术家高庄就曾写信给毛泽东，直率地称毛泽东并非某个特定门类的艺术专家、乃至伟大的艺术家，而毛泽东对此欣然接受[8]，由此既可见毛的胸怀，也表明毛泽东从来也不是凭借个人偏好简单的介入文化和文学问题的讨论的。实际上，毛的每次对文艺问题的介入，都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和文学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更体现了他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深广的忧思，抛开毛泽东是否“简单粗暴”这一问题暂且不论，19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对于毛泽东的文艺观的态度，恰恰可谓十足的“简单粗暴”――这种“简单粗暴”，特别地表现在：毛的批判者们，很可能并没有搞清楚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而更为讽刺性的却是：他们用来批判毛的武器，竟然就是福科、葛兰西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思想（以可疑的“后现代主义”的名义）。1980年代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简单抛弃，与当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宣传采取的是同样一种态度，这种“简单粗暴”的教条主义态度，无力思考和总结为什么一场针对现代专制主义的革命，最终未能摆脱这种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教训，而只是通过笼统的“告别革命”，从话语的层面帮助和加强了现代专制主义的永世长存。突出的是——今天，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曾经参与、介入的那些文学问题的讨论，由于不过就是这样的“政治专制”的表现，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我想，对这种无所作为的姿态的批评，首先还不是与其在理论进行论辩，而是使讨论尽可能的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实际上，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力恢复历史语境的努力相当微弱，立足当前的想当然的价值判断则太多——比如说，我们过多的、过于轻而易举的频繁运用“政治专制”这个词汇，而很少分析：从来没有离开特定历史处境的专制／反专制行为，也没有一种离开具体历史语境和条件的专制／反专制的方式。历史领域里这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技巧，实际上不仅仅是掩盖了具体的专制，而且也一如既往的制造着对历史、现实和知识的专制。——这种态度长期被运用于当代文学研究——例如，类似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这样的讨论中。我下面的分析就是要从这两场讨论开头，尝试着把这种讨论恢复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然后，逐步思考关于所谓“专制／反专制”的框架在描述当代文学史方面的虚构性、片面性和专断的实质。二， 1951：“《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土地革命的胜利而宣告完成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毛泽东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那么，《武训传》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带有根本性质”？1，土地制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而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亩发端，秦的郡县土地国有制，其实就已终结了中国的土地封建制。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西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区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这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而自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来，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这就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税收体制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与屯田制，下开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实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唐中期之后，在乡地主乡绅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而自明以来，乡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处，就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地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来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纳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期王朝国家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叫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纲领下，如何去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个革命的目标就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因为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说，不但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且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还是粤系都是。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的，就是毛泽东。是他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所以毛泽东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从而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就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民革命中的意义所在。[10]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2， “乡绅”、“劣绅”与“赢利型经济”“乡绅”地主阶级是中国王朝国家社会制度的基本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绅不但承载着有政治经济功能，而且还承载着文化功能，它不但是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的载体，更是文化权力或者王朝国家制度“文化合法性”的承载者，因此，乡绅问题成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所在，这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共识。[11]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扩展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乡绅地主、或“在乡地主”逐步移居城市，其原因：一是由于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二是由于与近代化相伴随的国家赋税的空前加剧和税收的困难，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1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而率先指出中国农村结构这种重大变化的，同样还是毛泽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以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13]。当代学者杜赞奇，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丰富和印证了毛泽东的现代中国农村理论。那就是指出，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随的，是一个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同步过程，而这是由于近代国家为了税收的渴望而启用和依靠乡村和地方非正式组织所造成的，杜赞奇把这种非正式组织称为“赢利型经济”。杜赞奇指出，尽管正式的国家机构可以依靠这些非正式的“赢利型经济”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却无法控制这些非正式机构，进一步说：国家在利用这些赢利型经济推行政策、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得不――乃至主动地与其沟通、妥协和为之发放许可证。[14]柯鲁克夫妇在他们的杰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 Ten Mile Inn）则从中国农村生产性资本、资金的严重缺乏这个深刻的角度论证了“赢利型经济”实际上作为高利贷经济，其对于中国农村根本性的破坏作用，并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农村生产崩溃和贫困的根源。柯鲁克夫妇的调查性研究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凋敝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性资本、资金的缺乏，这当然与近代国家税收的加剧有关，但这同时又反过来更加促使了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活动的膨胀。换句话说，税收的加剧使得本来就缺钱的农村更加缺少货币，结果造成，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因为大多数农民总是需要它。” 根据柯鲁克夫妇的研究，在1947年的河北农村， 1825％的年借贷利率是很平常的――这显然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15]而且，要理解高利贷的蓬勃发展，仅仅从债权人的逐利冲动来解释时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使得农村地主不愿往生产上投资，而热衷于通过高利贷来逐利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后者有利可图，而更在于高利贷这种方式比生产性投资――或者投资生产“更安全”。高利贷之所以比生产投资更安全，恰恰是由作为杜赞奇所说的“赢利性经济”的高利贷者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正如杜赞奇指出，这是因为“赢利型经济”在农村扮演着“非正式的国家机构”的作用――或者柯鲁克夫妇指出：“整个治安机构，如警察、民兵组织。部队和民政机关，由地主把持着，他们有权强行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或在债务拖欠的情况下实行抵押品的没收。有这样的统治手段紧紧地作为后盾，金钱的借出是这么安全可靠而且有利可图”。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靠警察武装力量作后盾所发放的高利贷产生出的利率，比从事生产性企业所得到的利率要高得多。”[16]这显然意味着：近代中国农村，农民严重缺乏生产资料和生产资金，而赢利型经济更对于投资生产性活动缺乏兴趣，因为他们有更为有利可图的赢利手段――高利贷。上述分析触及到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崩溃瓦解的根源所在。杜赞奇与柯鲁克夫妇奇的研究，像许许多多建立在实际的调查和数字统计基础上的同类作品一样，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社会理论。“赢利型经济”、高利贷经济，其实是对毛所谓的“劣绅”的学术化注释――而电影《武训传》所讲述的故事：武训以兴办“义学”为名，购置大量田产、收取田租、放高利贷的活动，则构成了现代中国北方农村“赢利型经济”活动的典型的文学化文本。3，“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千年以降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一切中国社会改革和改良的目标也都是围绕着土地制度而展开的。漫长中国历史中蕴含着的简单真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谁掌握了农民，谁就将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将赢得农民”。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和通往“现代”道路的基本发展瓶颈，也就是黄宗智所谓的“人多地少”。虽然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到了辉煌的极至，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黄宗智却指出，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村的生产总量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以人海战术的密植，以“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不断下降为前提的。包括康熙大帝在内的明智的王朝统治者，之所以采用了诸如免除人头税这样的政策，就是因为认识到了王朝国家与农民之间“取予之道”的平衡点：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已经被人口的增长消耗殆尽，如果再向农民索取，无异于杀鸡取卵。因此，要打破中国社会人多地少这一根本的困境，使得“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其根本方略就是：要么需增加土地，要么需减少或转移人口（能二者兼备当然是上上策）。但是，对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一方面只能走减少和转移农村人口一条路，同时又由于城市的凋敝和狭窄，工业水平的严重欠发展，――这唯一的一条路，又变得何其艰难[17]。1950年的毛泽东认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和奋斗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真理，这种“历史的真理”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而谁能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谁就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根据这种历史的真理，中国的复兴之路，自然必须发展现代工业。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积累资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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