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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1)

2017-08-04 01:12 【内容提要】本文主旨是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只是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伴随与此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这一“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是这一时期推行的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本文将分析这两个典型对女性劳动的影响。对被动员的中国妇女来说，新的劳动角色对她们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 【摘 要 题】妇女史 【关 键 词】劳动性别分工/蓄水池机制/动员模式 文化大革命【正 文】
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分：(1)相关统计资料；(2)20世纪60、70年代被称为党的喉舌、代表那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关文章；(3)作者本人自1996年以来所做的若干个案调查，包括：N市郊区2个原“铁姑娘队”的队长和3个做过“铁姑娘”的老知青，N市港务局原“三八女子搬运班”的5位成员，SL油田原女子作业队的指导员、队员及现油田工会主席、女工部长等；(4)劳动部机关杂志《劳动》，全国妇联有关文献及一些省、部门的《劳动志》、《妇女志》；(5)报刊杂志发表的当事人回忆文章。此外，还有笔者本人曾作为铁姑娘班副班长的亲身体验。 　　　　一、背景与问题 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是50年代政策延续的结果；劳动的性别结构也是在50年代形成的结构基础上演变的。所以在论及“文化革命”年代妇女的劳动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由60、70年代再向前延伸，追溯中国特色的劳动性别结构之形成和变化。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劳动的性别结构变化，可以说一直是女性逐渐扩大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过程。相比解放之初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比如形成女性集中的纺织、火柴等“女性行业”和冶炼、铸造、印刷、化工等“男性行业”)，及90年代以后重现性别行业分化，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也可称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其中国家干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涉及性别分工，政府也曾有与前述“去性别化”反向的干预性行为，如：服务行业的女性化。1958年前后，在商业、服务业普遍采取了“以女替男”的措施。但是无论轻重工业，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都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的精神下，个别行业调整性别结构，没有影响到行业间的男女混合过程。
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效应及其对妇女自身产生的影响呢？对于1958年大跃进时城市和工业用工的“热膨胀”，各方面的评述多是负面的，而且是一笔带过，似乎工业部门的急速膨胀和后来3年的大调整就足以说明这是败笔了。
然而蒋永萍考虑到了国家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各方面影响，她认为，1958年在大跃进背景下的就业政策对城市妇女就业的影响是，妇女就业规模和水平全面提高；妇女就业领域继续拓宽，但行业、职业间的平均分布为日后妇女就业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妇女就业作为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已被全社会确认，但过度的保障和保护在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强化了城市女性对国家、单位的依赖。概言之，国家“使就业成为城市妇女的一种不可选择的权利与义务”，她同时认为，“近30年的计划就业制度对保障妇女就业权利，促进全社会认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义”(蒋永萍，2001)。除了蒋永萍所说到的，我认为指出另外几点也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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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8年以来行业的性别隔离被打破，政府首先不是出于对男女平等的考虑，而是劳动的非市场配置即计划配置机制和全民大办工业的产物，是工业化急进的副产品，也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机制下实行工业化的产物。与此同时，降低了女性参与工业化的进入门槛，从而奠定了中国女性有较高经济参与度的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