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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的变化(1)

2017-08-04 01:12 众所周知，市民与通俗小说的崛起联在一起，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假设，到底是怎样联系的，还是有许多具体情况需要论证。城市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市民的存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通俗小说却似乎要到唐代以至北宋方才崛起。中国古代的长安、汴梁、临安、北京都有百万人口，市民不可谓不多，话本白话小说也问世了，但它们的数量、传播过程，市场情况，与当时市民的关系，因为缺乏资料，至今还没有说明白，也就留下许多问题。 古代的市民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由于缺乏资料，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近代以来的市民与通俗小说的关系，表面看来是已经解决了：近代的都市化产生大量的市民，市民读者的大量增加是通俗小说崛起的原因。这一结论假如细究起来也有许多问题，其间的因素其实是复杂的。 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从一个小县城变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它又是中国通俗小说出版的最重要基地，它的都市化过程与通俗小说的崛起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典型。上海是1843年开埠的，1843年开辟英租界，1848年开辟美租界，1849年开辟法租界，这些租界当时都是农田，从农田到都市是要有个过程的，一直到1853年英租界还只有500人。（1）[i]同时期的华界人口则有54万多人。此后，华界人口增长不快，一直到1910年只有67万多人，而租界人口则很快的上升，1865年英美的公共租界已有9万多人，法租界也有5万多人，到189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是24万多，法租界是5万多。这时的上海租界，不算华界，也已拥有30万人口，加上华界，则有80多万人口，象一个都市的雏形。到1900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增加到35万多，增加了近11万，法租界也增加到9万多，增加了4万。租界人口合起来有44万多，加上华界要达到100万。（2）其间人口在逐步增长，上海的通俗小说的数量增长，则似乎也在缓慢发展。这时的小说以狭邪小说为主，因为这时的租界男女之间的比例最初大约是3：1，到1895年则为2。5：1，到1900年至1910年则不到2：1。性别比例的失调，促使妓院畸形发展，也促使“狭邪小说”不断问世。但是，实际上早期狭邪小说大多出在外地，并没有出版在上海。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上海的狭邪小说较著名的有：《会芳录》，《海上尘天影》，《海上花列传》等不多几部，后来比较畅销的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都问世于1900年之后。这样看来，上海狭邪小说的繁荣，反倒是在上海性比例失调下降到不到2：1时。1900年以前上海出版的通俗小说数量并不多，1892年问世的小说杂志《海上奇书》也只维持了一年，就停刊了。上海通俗小说的发展，似乎有一个滞后的情况。 进入二十世纪后，尤其是在“小说界革命”后，上海的小说种数如洪水一般增长，晚清的小说数量激增，其中大部分都出版于上海，而且都在进入二十世纪后。晚清最著名的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除了《新小说》第一年在日本编辑，在上海发行，其他杂志都在上海编辑发行，《新小说》第二年也转移到上海编辑发行。期间上海的人口数量有所增长，公共租界的人口在1905年是46万多，法租界仍是9万，还略有下降；1910年公共租界增加到50万人，法租界也增加到11万多人，加上华界增加到67万多人，合起来不到130万。也就是说上海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小说数量却是成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倘若按比例计算，这十年间的人口增长比例并不比前十年高，但是小说种数的增长却是前十年无法相比的。 按理说，小说数量激增意味着小说市场的急剧扩大。但是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小说增长的速度又是不成比例的。显然，小说市场的扩大主要不是由于市民人数的增加，而是在原有市民内部，扩大了小说市场。换句话说，也就是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从而造成小说市场的急剧膨胀。士大夫原来是鄙视小说的，现在受“小说界革命”影响，重视小说了，成为小说的读者与作者。这种情况虽然缺乏具体的数字统计，但在当时人的评论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如钟骏文就指出“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3）老棣看到：“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4）黄人在1907年也提出：士大夫“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5）他们都说出了士大夫对小说态度的变化，士大夫以前是不读小说，或者是很少读小说的，现在则形成了读小说的风气。士大夫本来是小说的潜在市场，他们有文化，有闲暇，有购买力，一旦形成读小说的风气，自然急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从1900年到1912年，又是士大夫大批移居上海的时期，先是庚子事变，后是辛亥革命，上海的租界成为士大夫避难的庇护所，从而也扩大了小说市场。到1908年，据徐念慈估计：“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6）徐念慈很注意小说市场的情况，专门做过调查。（7）他的估计应该还是较有说服力的。当时小说读者中士大夫与市民的比例即使不到十比一，但士大夫读者占了多数，那是毫无疑问的。 士大夫原来就阅读文言小说的，事实上，文言小说原来就进入士大夫的阅读视野，连乾隆时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将文言小说列入目录之中。士大夫原来拒绝参与阅读的，主要是白话小说，也就是通俗小说。（当然并不排斥士大夫私下阅读，在笔记里发表评论，有的士大夫如金圣叹还高度赞扬白话小说）通俗小说原来主要是由市民阅读的，“市民”不包括士大夫。如我们在探讨古代的“市民意识”时，往往将其与士大夫意识对立。但是晚清不同了，士大夫既然阅读了小说，“市民”也就包括了士大夫。这就形成了新的市民—“公众”。原来，“市民”是低于士大夫的，随着科举废除，士大夫消亡，“市民”包括了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小说数量激增是“市民”急剧膨胀造成的，大量士大夫进入了“市民”的队伍。此时不是没有对小说的鄙视，如章太炎评价他的老师俞樾：“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8）流露出对小说的鄙视。但是他又为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作序，称赞演义“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9）他还是认为小说应该是给里巷百姓读的。甚至连提倡小说的夏曾佑也认为小说是给普通百姓看的，士大夫不必看。（10）梁启超在1915年惊叹：“举国士大夫不悦学之结果，《三传》束阁，《论语》当薪，欧美新学，仅浅尝为口耳之具，其偶有执卷，舍小说外殆无良伴。”（11）很不希望看到这种情景。但是，士大夫在事实上违背了“小说界革命”倡导者的心愿，加入了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小说也不顾某些士大夫的鄙视，进入了文学。小说一旦进入了文学，就逐渐取代诗文，居于文学的中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因此，从晚清开始，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受到文学的排斥。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小说，已经代表了当时的文学。 梁启超於1902年在日本发起“小说界革命”，似乎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包天笑后来回忆：当时的小说杂志都是模仿《新小说》的，确实是《新小说》登高一呼，群山响应。（12）其效果连梁启超自己后来都深感惊讶。尤其是这场小说运动最初是以“政治小说”来发动的，它为什么能吸引众多士大夫和市民呢？ 对于士大夫来说，这是稍微简单的问题。1902年是“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亡国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士大夫本身赋有救国的使命，自然要寻找救国的方略。现在“戊戌变法”的宣传家主张“小说”是救国的利器，并且能说出一大通道理，符合士大夫对文学的理解，自然容易接受。（13）但对市民来说，应当是另有原因了。有一件事或许不是偶然，上海最早的商会组织，也是在1902年成立的，名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它后来演变为“上海总商会”。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商会团体，这样的商会团体表明了商人祈求自治的愿望。1905年，上海市民为了抗议美国迫害华工，举行了抵制美货运动，这次运动扩大到全国。从1902年到1905年，上海的先进士大夫如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曾多次在张园演讲，宣传政治主张，有不少市民去听演讲。这意味着这一阶段，正是上海市民政治热情极为高涨的时期。按照西方“市民社会”的标准，市民应当是在政治上有相当程度的独立自由，形成“公共领域”。上海的市民当然还没有达到西方“市民社会”的标准，但是这一阶段，无疑是上海市民在争取独立自由，获得“公共领域”的时候。市民的需求与士大夫是一致的。所以包天笑自己认为：“我之对于小说，说不上什么文才，也不成其为作家，因为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少，而时代需求则甚殷。到了上海以后，应各方的要求，最初只是翻译，后来也有创作了。”（14）这“时代需求甚殷”，说出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也包括了市民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使得以“政治小说”为本位的“小说界革命”成为一场应者云集的小说运动。 晚清大批士大夫阅读通俗小说帮助通俗小说崛起，却混淆了原先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在中国古代，这条界限原本是十分分明的。士大夫创作的阅读的文言文学是文学，非士大夫或者是士大夫化名创作的小说戏曲是“小道”，不是文学。现在小说戏曲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就没有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别。从晚清到民初，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界限也就复杂化了。同一位作家，既创作纯文学，又创作通俗文学，如李伯元。同一位编辑，可以既编纯文学的报刊，又编通俗文学的报刊，如吴双热。同一本杂志，可以既有典雅的纯文学专栏，又有弹词等通俗文学的专栏，如〈绣像小说〉。或者既有古文骈文的文言小说，又有白话小说，如民初的许多小说杂志。这种状况以往以后是个别的现象，在清末民初则很多。它显示的，便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界限的不明确。这种不明确又与士大夫进入市民，出现了价值观念的混同，是连在一起的。 然而，士大夫大量加入通俗小说的读者作者队伍，必然要将他们的修养、兴趣、价值观念、语言带入通俗小说，这就导致了通俗小说改变了面貌。小说的题材、思想、形式、语言，以及看小说的眼光，都有很大的改变，造成雅俗合流。原来面向市民的小说是以娱乐性为主，晚清的“谴责小说”却将小说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不过在“连篇话柄”之中保持了它的娱乐性。原来小说大多不触及政治题材，即使触及也只是把它当作野史。晚清的政治小说宣传作者的政治主张，理想社会。原来小说中的思想以民间的百姓价值观念为主，晚清的小说却是知识分子化了，小说中出现大量自由民主的新思想，许多改变中国社会的构想，以及对落后中国社会的批判。原来，小说就是通俗的，尤其是白话小说，表现了与士大夫不同的市民社会心态与价值观念；现在，小说表现的实际上是市民意识与士大夫意识的结合。例如：当《官场现形记》写“统天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15）时，这很可能代表了当时市民与士大夫的共识。第五十四回写冯彝斋评论六合知县梅颺仁设立保商局之举道：“照着今日此举，极应仿照外国下议院的章程，无论大小事务，或是或否，总得议决于合邑商民，其权在下而不在上。如谓有了这个地方，专为老公祖聚敛张本，无论为公为私，总不脱专制政体。”这更是既体现了当时先进士大夫的思想，也符合市民的利益。这二者的结合，使得小说面向“公众”。 通俗小说在士大夫进入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语言。而语言的变化，实际也显示了士大夫的欣赏趣味。这时的翻译小说大部分用文言翻译，出现了林纾这样不懂外语，全凭古文做得好而成为优秀翻译家。徐念慈曾经分析：“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16）就连当时的白话小说，也有许多趋向文言，成为类似于《三国演义》式的半文言小说。此时的白话小说，普遍的倾向是文言成分加重。这既由于小说作者大部分是士大夫，也由于小说市场上士大夫占了主要的份额，作家不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尽管清政府先是在科举考试上变八股为策论，其后又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士大夫已经断了根。但由于科举所改学堂学的课程中，经学仍占较大比重，学生的知识结构与以前士大夫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加上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进入小说作者读者的队伍，文言小说在民国初年反倒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相比白话小说而言并不算发达，如果剔除那些笔记，只以虚构的故事来算，数量远不能与白话小说相比，而且很少有长篇小说。林纾在晚清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为文言小说的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民国初年，文言长篇小说异军突起，又出现了一批骈文小说。何諏的《碎琴楼》，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等，都是当时极为畅销的著名作品。其中《玉梨魂》到二十年代就印了二十多版，还不算盗版印的。作者徐枕亚凭稿费自己开了一家出版社，起名叫清华书局。他的续弦刘沅颖是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女儿，也是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因崇拜他写的《玉梨魂》、《泣珠词》而嫁给他。由此可见当时文言小说受欢迎的程度。民初最著名的白话长篇小说《广陵潮》与《留东外史》都遭遇过退稿的命运。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远远不如文言小说。 民初文言长篇小说的流行为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以往我们一直认为：鸳鸯蝴蝶派是一个通俗文学流派，它的崛起是与上海这一近代都市的崛起分不开的，市民是它的主要读者。我们认定的通俗文学应当是语言通俗，它的读者主要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它缺乏超前意识，思想上与俗众同步，因此它在文学上缺乏新的探索，不能领导整个社会的文学发展。但是，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适应民初的文坛。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庄子的“庖丁解牛”和莫言的“檀香刑”：“牛－人”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