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四夷部”证误(1)(2)
2017-08-05 01:49
导读：岑仲勉先生在讨论《田归道传》的记载时，专门针对《考异》的考证进行了反驳，指出： 余按《通典》一九八，授迁善可汗在长寿三年之明年，即证圣元
岑仲勉先生在讨论《田归道传》的记载时，专门针对《考异》的考证进行了反驳，指出：
余按《通典》一九八，授迁善可汗在长寿三年之明年，即证圣元年，册立功报国可汗在万岁通天元年（《旧书》一九四上同），今《则天实录》以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为授迁善可汗之日（《元龟》九六四同），而册立功报国可汗之事则失记，由《通典》及《旧书》观之，余谓《实录》必误第二次册授为第一次所授，故第二次册授乃无可安插，此《考异》之未注意者一。知微受命往册，既在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则默啜之来及归道之迎，必在其后，此后请降户及种子，经朝议商讨，移行给与，计必经过数月，最终当已阑入神功元年，《通典》一九八之“初咸亨中、……至是又索此降户、……默啜浸强由此也”（《旧书》一九四上同）一段文字，似应移在圣历元年之前，作史者后先略倒置，遂致归道之使，如在圣历元年，《归道传》复沿而再误，此《考异》之未注意者二。若左卫郎将，依《旧书》四二，乃正五品上，与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同秩，则天朝大开言事之门，陈子昂以平民尚可上表，安见归道不能疏论默啜，《考异》此言，失之疏矣[3]。
即认为根据《通典》及《旧唐书·突厥传》的记载，对默啜可汗进行了两次册授，授迁善可汗在证圣元年（695），立功报国可汗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实录》误将第二次册授立功可汗可汗当成了第一次授迁善可汗，故而致误。
今按，岑先生此说未安。首先，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以《通典》、《旧唐书·突厥传》的记载来否定《实录》的记载，本身就是不合适的。其次，册立默啜为迁善可汗，是因为他“不从契丹之逆”，所谓“迁善”，正是此义。第一次册立迁善可汗只能是在契丹举兵之后，而契丹叛唐事在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甲子，则册立迁善可汗事不可能提前至证圣元年（695），岑先生所据之《通典》与《旧唐书》必有失误。岑先生所引本段记载，《旧唐书·突厥传》与《通典》基本相同，很可能就是源自《通典》。此迻录《通典》卷一九八内容如下（圆括号内为《旧唐书》异文，方括号内为《旧唐书》多出的字）：
长寿三（二）年，率众寇灵州，杀掠吏人（人吏）。武太后（则天）遣白马寺僧薛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领十八将军以讨之，既不遇贼，寻班师焉。默啜俄遣使来朝，武太后（则天）大悦，册授左卫大将军，封归国公，赐物五千段。明年，复遣使请和，又加授迁善可汗。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攻陷营府，默啜遣使上言“请还河西降户。即率部落兵马为国讨击契丹”，[制]许之。默啜遂攻讨契丹，部众大溃，尽俘其家口，默啜自此兵众渐盛。武太后寻遣使册立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圣历元年，默啜表请与武太后为子，并言有女，请和亲。初，咸亨中，突厥诸部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兼请农器、种子。武太后（则天）初不许，默啜大[怨]怒，言辞甚慢，拘我使人司宾卿田归道，将害之。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上文《考异》引《实录》载：“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阎知微册为迁善可汗。”《册府》卷九六四亦载：“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则天以突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左豹韬卫大将阎知微册授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上柱国公、迁善可汗。”稍加比较可知，《册府》的记载应即源于《实录》，惟与《考异》所引详略不一。《册府》之“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上柱国公、迁善可汗”，保留了册授的官称和汗号；而《考异》则只保留了“迁善可汗”的汗号，略去了唐朝所授官职。《通典》上引文称“册授左卫大将军，封归国公，赐物五千段。明年，复遣使请和，又加授迁善可汗”，唐朝不可能两次派人册授默啜同一官职，显然应从《实录》及《册府》，默啜在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同时接受了唐朝官职和汗号，《通典》误将一事析而为二。又，唐朝官称中无“上柱国公”，《册府》“上柱国公”之“国”下应据《通典》补“归国”二字，默啜在神功元年封号全称应为“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上柱国、归国公、迁善可汗”，岑仲勉先生以《通典》来否定《实录》的记载是不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