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发展论之一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原动
2017-08-05 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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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运动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文学”概念将传统的各种文
五四新文学运动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文学”概念将传统的各种文体进行新的分类,其好处是把传统文论不肯承认其合法地位的
戏曲小说等通俗文体接纳进文学殿堂,阐发了各种文体的共性即文学性,而它的不足则是忽略古代文体的个性。忽略文体的个性,必然会导致对各种文体源流的误解,造成用现代“文学”概念来规范古代文体的削足适履的结果。要求不同文体执行一律的文学职能,就等于取消文体的多样性,最终导致文学的单调和凋零。
然而传统文论虽然注意区类文体,却一般停留在题材和作风的层面,鲜能深入到文体的内部机制。文体种类由简入繁、由少增多,是由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精神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所决定的。除原动力之外,一种文体的发展必定存在着制导其发展的内部因素。不同的文体,其制导因素也不相同。本文即试图分析小说的原动力以及制约小说文体发展的诸因素,以探寻小说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本质之所在,探寻中国小说何以有如此形态的发展历史。
一
小说的产生,远远在
诗歌和散文之后。如果说因情感抒发的需要而创造了诗,治政宣教的需要而创造了文,那么娱乐消遣的需要则创造了小说。讲故事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口头故事和书面故事尽管只有一纸之隔,在那漫长的岁月中,文人并非没有听过和没有讲过故事,但他们没有用文字将口头故事变成书面故事,这是因为存在着观念的障碍。传统观念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用文字记录娱乐性故事,岂不是对经国大业的亵渎?
诚然,唐代以前也有一些文字记录了口传故事,但它们决不是为娱乐而记录。所以,传统目录学把“小说家”或者附属在子部,或附属在史部,意谓或有益于洁身理家,或聊补史著之不足。
有论者把中国小说的发轫提前到汉代,甚至更早,正是忽视了小说的原动力问题。原动力并不是抽象的存在,它在文本中有深刻的烙印。以娱乐为宗旨(不排斥含有教化和认识的因素)的小说,一是驰骋想象、恣意虚构,二是文笔铺张、篇幅较长。唐前的“小说家”则是坚持实录、排斥虚构,文字简古、篇幅短小。试举同一题材,看一看唐前“小说家”如何写,唐传奇如何写,就不难辨别二者的差异。
不能否认,唐前的“小说家”,杂事也好,志怪也好,都程度不同的含有文学的因素,从叙事传统来说,它们孕育了小说,或者可以说是“古小说”、“前小说”。从“古小说”“前小说”转化为唐传奇,推动其转化的力量就是娱乐。这里所指的娱乐,是以文字为媒体的娱乐。文人之娱乐消遣自不从唐代始,但只是到唐代,文人才敢于拿文字作为游戏消遣之具。文人敢于游戏笔墨,与唐代的精神文化直接相关。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思想多元的时代,以往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已衰微不振,儒家文道观也失去了主宰文坛的力量。唐代文人用文字消遣已没有什么顾忌。
唐传奇大多是士大夫贵族“沙龙”闲谈的产物。韦绚说他的《刘宾客嘉话录》就是刘禹锡客厅上闲聊内容的记录,《长恨歌传》得之于游宴,而《任氏传》、李公佐的《古〈岳渎经〉》闻之于旅途,其他如《李娃传》、《王知古》、《莺莺传》、《冯燕传》等等,也都有得之于闲谈的记载。
曾有一说认为传奇小说可作行卷,以博取功名之用,有证据证明,传奇小说因其虚妄,作为纳卷呈献礼部,反而坏了科举。可见纳卷、行卷的内容必须有关“经济”(经时济世),是明道的文字,决非游戏笔墨如传奇小说之类。
白话小说由口头文字“说话”转变而成,其娱乐的宗旨比传奇小说更为显明。“说话”是宋代勾栏瓦肆的娱乐项目,它是一种伎艺,它从口头到书面,除了造纸业和印刷业为转化的条件之外,并不存在观念的梗阻,娱乐宗旨一以贯之。南宋初话本小说的文字大概不具可以进呈御览的水平,现存的宋元话本都已经后人修饰润色,然而情节和语言还是相当稚拙粗糙,至少可以证明话本小说是为娱乐而作的观点为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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