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下)(3)
2017-08-09 05:01
导读：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人还明确地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改善人性的思想，并进一步突出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的呼唤。梁晓斌说：“我认为诗人的宗
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人还明确地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改善人性的思想，并进一步突出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的呼唤。梁晓斌说：“我认为诗人的宗旨在于改善人性，他必须勇于向人的内心进军。”【33】所谓“向人的内心进军”，就是要唤起人们的理解、关怀和爱，以达到心与心的沟通，正如舒婷这时所喊出的“人啊，理解我吧”的声音，舒婷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34】梁晓斌和舒婷的这些话，都深刻地反映了人本主义理想已成为“朦胧诗”在这一时期的自觉追求。而舒婷的这种追求，在她的《神女峰》、《会唱歌的鸢尾花》、《双桅船》等大量的诗篇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例如《神女峰》中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35】；《会唱歌的鸢尾花》中的诗句“我情感的三角梅啊／你宁可生生灭灭／回到你风风雨雨的山坡／不要在花瓶上摇曳”，“和鸽子一起来找我吧／在早晨来找我／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找到我／找到你的／会唱歌的鸢尾花”【36】。而这时北岛在《结局或开始》一诗中，也发出了与舒婷一致的呼声：“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37】这些诗句表达了人性中美好情感，在新诗潮诗歌及整个当代人本主义文学的发展中，这些诗篇都不失为一枝动人的花朵。刘登翰先生在评价舒婷的诗时强调指出她与前辈诗人（李季、闻捷、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区别在于：“在（舒婷）这里诗歌和生活联系的中介是人，人是诗歌表现的核心。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前辈诗人）主要表现的是人创造的历史，后者（舒婷）是创造历史的人，前者是人们所处的时代，后者是处于时代中心的人，前者是外在的社会，后者是社会的内在：前者是‘颂’后者是‘思’。”【38】而孙绍振先生则指出：“她代表着我们的未来，但是她的风格却来自我们的过去。”“她把几十年前新诗的优良传统一下子带到我们面前……她遵循着特殊的抒情个性对自我，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现象和本质进行着诚实的探索。”【39】刘登翰和孙绍振先生的这两段话，分别阐述了在五四文学传统的断层中，舒婷诗歌产生的重要意义，其实这也正是新诗潮诗歌产生的重要意义：它们修复了我国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的诗歌传统，并开启了我国新诗的健康运行。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新诗潮诗人在一段时间的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最终途经，这个位置就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新诗潮诗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这一位置，也是他们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他们被十年浩劫阉割了青春，这使他们无法从头开始在正常的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在“英雄退役”之后，失去双腿的英雄便成了历史的雕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历史的见证”也是新诗潮诗人的唯一选择。新诗潮诗人所要提供的历史见证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代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者是怎样在恶劣环境下与异己力量进行抗争、一个民族是怎样从这个异己力量手中获得挽救、他们又是怎样把人本主义思想向前推进的全部过程。表现新诗潮诗歌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作品是，江河（于友泽）和他的《纪念碑》、《太阳和他的反光》、《从这里开始》、《没有写完的诗》、《祖国啊、祖国》，杨炼和他的《大雁塔》、《诺日朗》等等，这一阶段的其他新诗潮诗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不同角度靠向了这一主题，并以这一鲜明主题宣告了“朦胧诗”发展的极致。江河在《纪念碑》中写道：“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40】在这里，诗人把自己比作一座纪念碑，诗人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而斗争过，但现在，他成了一座纪念碑，成了历史的见证人。在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41】中，诗人借我国的上古神话，创造了盘古、女娲、伏羲、夸父、后羿、刑天等人本主义英雄形象，虽然诗中塑造的都是上古英雄的形象，但他们所传达出来的，却是“文革”期间涌动着的那种人本主义的思想，甚或可以说，所有这些上古英雄的形象，都是诗人的自我形象的化身。在《从这里开始》【42】一诗中，诗人抒写了自己那一代人由苦闷，感伤到沉思再到觉醒的全过程，也就是人本主义主体性觉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记录了“那些苦闷沉默艰难的年代”。与江河一样，杨炼在他的《大雁塔》中也写道：“在中国／古老的都城／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立着／粗壮的肩膀，昂起的头颅／面对无边无际的金黄色土地／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43】。杨炼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更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我坚信：只有每个人真正获得本来应有的权利，完全的互相结合才会实现。”【44】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大雁塔》中的“大雁塔”形象，便是诗人人格力量的外化，而诗人，则是一个为人的权利而歌唱的人本主义者，是一个民族苦难的见证人。在杨炼的《诺日朗》【45】中，诗人所创造的一个“瀑布的神”的形象，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者的形象。另外，“提供历史的见证”主题，在这一时期北岛的诗中也得到了大量的表现，如《走向冬天》中的诗句：“谁醒了，谁就会知道／梦将降临大地／沉淀成早上的寒霜／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塑像”【46】；再如《十年之间》中的诗句：“而昨天那盏被打碎了的灯／在盲人的心中却如此辉煌／直到被射杀的时刻／在突然睁开的眼睛里／留下凶手最后的肖像”【47】。在“朦胧诗”完成了“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之后，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江河、杨炼、北岛等人的诗，也是为“朦胧诗”铸造了一块“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