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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朦胧诗”(下)

2017-08-09 05:01 “朦胧诗”的第二个时期是在70年代末“思想解冻”以后直到80年代中期，这也是新诗潮诗歌运动逐渐进入高潮的时期，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后来人们对“朦胧诗”所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也正是这次论争的集中体现。随着这一时期的“思想解冻”，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更加成熟了，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对黑暗年代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仍是这一时期“朦胧诗”的一个重要主题，但诗人已在其中注入了更多的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并最终使“朦胧诗”走到了作为“历史的见证”的位置上来；另外，这一时期的诗人对“朦胧诗”在文学史上所应该产生的作用，对“朦胧诗”的使命及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也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这标志着新诗潮的发展已由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状态，同时也标志着新诗潮诗歌运动已进入了成熟阶段；第三，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在艺术上也迅速地成熟起来，诗人们勇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表现方法进行大胆借鉴，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学中的优秀艺术手法进行有选择地吸收，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在艺术上，它们超出了中国新诗既有的水平。由于“极左”思潮的颠覆，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理论也迅猛地发展起来，一部分敏锐的理论家已经在关注新诗潮诗歌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思想本质及其可能产生的历史意义，并开始为之寻求合理的依据。　但在当时，由于“极左”思潮的流毒还十分严重，它必然与这种“崛起”中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剧烈地撞击，这便是产生“朦胧诗论争”的根本原因，所以，发生于80年代初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本质上便是新旧两种思潮的斗争，这次论争虽然未能使旧的保守思潮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打破了当代诗歌发展的“大一统”格局，使诗歌思想从“一元”垄断走向了“二元”并存，并启动了人本主义文学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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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1978年底的民间诗刊《今天》是新诗潮诗歌的主要阵地，它集中体现了新诗潮诗歌进入成熟阶段时诗人所追求的目标。它在创刊号发表的《致读者》中说：

“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15】

这两段话至少传达出了这样的两层含义，第一，新诗潮诗人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纳入到了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中去，把新诗潮看作是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和延续，在诗歌中表现人的生存价值和自由精神；第二，新诗潮诗人已不再满足于对文化遗产的纵的继承，他们更注重于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横的借鉴，同时也开始了对几千年来文学传统的反思。由于西方文学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形成的是人本主义的文学传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对西方文学的横的借鉴，也便是对西方人本主义文学的借鉴，它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承接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对西方文学的借鉴，还在于对西方文学中的表现手法的借鉴，西方文学中许多表现手法对于我们当时的新诗潮诗人来说是新鲜的、陌生的，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们传统文学在艺术上的不足，因此，对西方文学表现手法的借鉴对于新诗潮诗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诗潮诗人在这两方面认识上的成熟，表明了新诗潮的发展已由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状态。由于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的日益成熟，他们对“文革”历史的反思也更加深入了，“朦胧诗”的反思主题逐渐取代了先前的批判主题。“文革”十年荒废了新诗潮诗人的青春，使他们成了“被废了的一代”，他们在反思中也逐渐认清了自己那一代人所应处和能够处于的位置，那便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为后世提供历史的见证，也便是他们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因此，作为“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但无论是新诗潮诗歌的反思主题还是“历史的见证”主题，都继承了早期“朦胧诗”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进入成熟阶段以后，新诗潮诗歌仍在沿着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文学思潮的方向发展着。它们在诗歌作品中的体现，其主要标志是诗歌中人本主义者自我形象的塑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新诗潮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