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崛起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以昆曲(2)
2017-08-09 05:26
导读：就戏剧而言，文人的推举、民众的喜爱、官府的倡导，三者之间一直是既有关联，又有疏离。如同王芷章所说：“历来乐官所典，为庙堂之乐，良辅所制，
就戏剧而言，文人的推举、民众的喜爱、官府的倡导，三者之间一直是既有关联，又有疏离。如同王芷章所说：“历来乐官所典，为庙堂之乐，良辅所制，为雅士之乐，而元人弦索与清代乱弹，斯乃民间之乐也。”②这段话最清晰地阐明了艺术——戏剧是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领域内分别对应于中国文化三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取向。然而，至少在明中叶前后，这三者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对两汉以来以文人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形成的挑战仍相对有限。昆曲一经出现就传播到各地，被作为一个整体的文人阶层所广泛接受，并且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文化地位，而文人的肯定以及广泛的参与，对于整个明代的社会风尚的深刻影响，都说明虽然文人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如往常，至少在戏剧领域内，以文人趣味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依然存在并且能够找到它特有的表现方式。
京剧诞生的意义却与此不同。京剧非但不是这种已有秩序的产物，更意味着对这一秩序的颠覆。昆曲一经出现，就迅速传播到各地并且在戏剧艺术领域普遍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美学地位，昆曲所代表的美学趣味虽然明显是南方的，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但是其文化身份却并不属于一时一地，它凝聚了中国广大地区文人的美学追求以及艺术创造。正是由于它是文人雅趣的典范，才具有极强的覆盖能力，有得到广泛传播的可能，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基本保持着它在美学上的内在的一致性。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昆曲并不是吴中地区的“地方戏”，至少它从未被视为吴中地区的“地方戏”，它虽与昆山地区的方言和声腔昆山腔有承继关系，昆曲——无论就其文学性而言，还是就其音乐性而言——之所以成为雅文化的象征，就是因为它不是基于昆山一地民众的美学趣味生成的。相比之下，各地的地方戏就不是如此。严格地说，除了昆曲以外，其他所有剧种——包括京剧在内——都只能称为“地方戏”，因为除昆曲之外的所有剧种，都是基于某种地方趣味发展而来的。更局限地说，京剧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昆曲构成鲜明的对峙——就其艺术上的地域特色而言，京剧无疑更接近于北方而不是江南，它在音乐声腔体系上，是梆子乱弹系统在其流变过程中不断与各地的方言土语相结合而衍生出的地方声腔中的一种，由源于湖广、安徽加上北京本地的诸多地方声腔发展演变而来，既为特定地域的民众所喜爱，同时也充分体现着这一特定地区的美学趣味。京剧是地方的，它的出现与繁荣，是地方戏相对于昆曲而言不断发展壮大的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同时也正是在戏剧上由文人的美学趣味一统天下的文化秩序趋于解体的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出现在明清之际戏剧领域的“诸腔杂陈”现象，与文人的社会地位下降以及雅文化统治地位的动摇不无关系，这一点正需要我们去厘清。正是由于代表雅文化的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沉浮不定，由文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一统的美学趣味开始让位于更平民化也更多元化的情感表达。我们在明清两代看到的现象就是，至少在艺术上，尤其是在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音乐和表演艺术方面的美学追求的戏剧领域，因为文人趣味长期的垄断地位的动摇，地方性艺术的生长空间得到了更多拓展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京剧在内的诸多地方剧种，是在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从主流渐渐趋于边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而这些被视为“地方戏”的剧种不仅在演出市场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更因受到权贵阶层的支持推动而逐渐改变着曾经低微的文化身份。
这一趋势在20世纪进一步加剧，恰恰是由于文人崇尚的雅文化传统在20世纪遭遇灭顶之灾，京剧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而且，有相当多比京剧更具草根性的地方剧种，在20世纪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社会，继京剧之后书写它们的辉煌。凡此种种，文化的解释比起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更能说明问题。
二
近代中国文化本身的内在秩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与转型，更清晰地体现在以京剧为代表的大量地方戏剧种相对于昆曲而言的蓬勃生长的命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