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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1)

2017-08-09 05:26 [摘 要]《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它的出名，既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密不可分，又与供职于其间的华人编辑息息相关。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一群体，并分析了这批华人编辑在供职《万国公报》时期的活动和言论。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