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1)(3)
2017-08-09 05:26
导读: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杨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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