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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1)

2017-08-10 01:16 高僧刘萨诃[1]主要活动在四世纪下半叶到五世纪初。他在出家以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稽胡族下级军吏，三十岁时巡游地狱的偶发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由一个杀生为业的罪人变成了一个精勤福业的游方僧人。他去江东寻觅礼拜阿育王塔、阿育王像的传说给江南佛教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一个普通僧人而名列宝唱的《名僧传》和慧皎的《高僧传》。同时，随着他在稽胡人聚居地（今天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的传教事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他那神奇的巫术和预言能力，刘萨诃成为稽胡族的民族神，被视为观音化身、“苏合圣”、“刘师佛”。（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到了六世纪二十年代，在河西走廊的番禾（今甘肃永昌）出现了著名的番禾瑞像，而刘萨诃就是番禾瑞像的预言人，随着番禾瑞像影响的不断增加，刘萨诃的名气也达到顶峰，从而成为北朝直至隋唐西北地区的一个强有影响的神灵。从现今发现的敦煌莫高窟中与刘萨诃相关的资料来看，归义军时期敦煌一地又掀起了一个刘萨诃崇拜的高潮。可见，在东晋到唐五代漫长的时间里，在江东、秦晋、河西走廊广阔的空间中，刘萨诃传说着染了浓烈的时代、地域色彩，不断地增殖繁衍，成为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民众佛教信仰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典型代表。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敦煌刘萨诃文物和文献的发现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对刘萨诃的关注，刘萨诃和敦煌莫高窟的关系也就成为刘萨诃研究的起点和中心。而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的研究是其中的一大热点。陈祚龙先生的《刘萨河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2]一文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陈文对《因缘记》进行了校录和考证，并提出许多极具学术价值的问题。此后，海内外诸先贤亦多有发明创见。在各位前辈的启发之下，我希望能通过对《因缘记》的进一步解读，更为具体地揭示《因缘记》的价值。 一、《因缘记》的创作时间和材料来源 　　《因缘记》载于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中。据P.2680要晚于936年、P.3727晚于955年[3]，可知《因缘记》的抄写相当晚。但显而易见的是，《因缘记》的抄写时间并不等于它的制作时间。陈祚龙先生在《刘萨河研究》一文中说道：“我敢说，这种《因缘记》的制作年代，最早也只是在初唐，而且它的‘蓝本'，谅必仍是释道宣的《续高僧传》。”陈先生对于《因缘记》制作于初唐的论断，我基本赞同；但说《因缘记》的材料来源是道宣的《续高僧传》，我却不敢完全同意。以下我们按照《因缘记》的叙事顺序将之分解为八个故事单元，然后具体来看每一单元的可能的产生时间和材料来源。 　　1）姓名籍贯 　　《因缘记》云和尚是“丹州定阳”人，“丹州”系554年西魏废帝改汾州而来，[4]则“丹州”之使用必在西魏之后；河西定阳说为刘萨诃籍贯的三说之一，[5]起因于刘萨诃曾在此地传教，故《因缘记》此处的记载源自北方长时期认可的刘萨诃籍贯的河西定阳说。 　　2）冥游　　有关刘萨诃冥游的故事，在王琰的《冥祥记》中已经得到记录，它是所有刘萨诃传说中产生最早的一个。但《因缘记》中的冥游故事，与《冥祥记》所记不同，最为明显的是，地狱审判者——阎罗王出现了。大约在南北朝的末期，阎罗王开始成为地狱中最主要的审判者；唐初以来，地狱十王信仰逐渐风行。在另一版本——思讬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所记的刘萨诃冥游故事[6]中，阎罗王命令刘萨诃到越州东的鄮县鄮山去寻找阿育王塔，据《旧唐书·地理志》可知鄮县归越州管辖是在武德八年至开元二十六年之间，由此推得思讬所记录的冥游故事大约流行于这一时段。因此，我们初步推论《因缘记》中刘萨诃冥游这一情节应产生在南北朝末期至唐初。 　　《因缘记》中的冥游故事在诸细节上与《冥祥记》所载大相径庭。《冥祥记》中观音长篇大论的教导在《因缘记》中荡然无存，仅是简单地劝刘出家：“又见观世音菩萨，处处救诸罪人。语萨河言：‘汝今却活，可能便作沙门以否？'”《因缘记》记载了在地狱中接受惩罚的友人王叔谈嘱托刘萨诃：“若却至人间，请达音耗，谓我妻男，设斋造像，以济幽冥。”这一情节不见于《冥祥记》，而对“造像”的强调是北方造像之风大盛的真实反映。《冥祥记》仅言从伯学人灌像，而《因缘记》却点明“腊八灌佛”：“我平生之日，曾与家人腊月八日，共相浴佛。”中国古代浴佛的日期有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和十二月八日三种。大致是北朝多于四月八日浴佛，自南朝梁经唐至于辽初一般用二月八日，宋代北方用腊八，南方则用四月八日。但在9至11世纪的敦煌，腊八浴佛为其特有的风俗。除《因缘记》之外，P.3103《浴佛节作斋事祈祷文》（原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拟题）亦可证明：“今三冬季序，八叶初辰。……爰当浴佛佳辰，洗僧良节……” 可见，这也是《因缘记》“地方特色”的一个体现。总之，我们可以推论《因缘记》中的刘萨诃冥游故事的演变来源于北方和敦煌特有的传说。 　　3）广寻圣迹 　　《因缘记》云：“但是如来诸行处、菩萨行处，悉已到之。皆起塔供养，乃获圣瑞。所到之处，无不钦仰。”在南方传说中极为重要的寻找阿育王塔、像的故事在《因缘记》中只字未提，大约被“悉已到之”包含其中。刘萨诃是个游方僧人，其足迹所至之处，粗略算来有：和尚之出生地离石，传教之地河西定阳，《冥祥记》所记之建业、许昌，《高僧传》所记之丹阳、吴县、会稽，道宣《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所记之番禾、酒泉。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载在刘萨诃迁化的酒泉城西古寺中，尚有碑云：“吾非大圣，游化为业。”[7]《因缘记》此段即是对刘萨诃南北游化的概括。这一段产生时间不会太晚，极有可能在和尚生前就有关于和尚朝拜圣迹的传闻，且在刘萨诃死后这些传闻越来越丰富。 　　4）驴耳王　　《因缘记》云：“于是驴耳王焚香敬礼千拜，和尚以水洒之，遂复人耳。王乃报恩，造和尚形像送定阳。擎轝之人，若有信心之士，一二人可胜；若无信心，虽百数，终不能举。”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段记述。这个传说仅见于《因缘记》中，在其它关于刘萨诃的材料中不见蛛丝马迹。这个传说源出何处，怎样汇入了刘萨诃传说，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魏普贤注意到在P.3727写卷之末，附有一条注释：“赫连驴耳王，和尚以水洒之，却复人耳。”魏普贤这样分析道：“它也可能是否系指割据中国一隅的夏王朝的三位君主之一呢？该王朝于407—431年间统治了整个黄河河套地区，赫连勃勃于407—425年间执政，赫连昌于425—428年间执政，赫连定于428—431年间执政。然而，史料中从未提过赫连勃勃和赫连昌有任何身体畸形。史料中曾针对第一个人写道：‘勃勃身长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辩慧，美风仪。'至于第三子赫连昌，史书中记载他‘身长八尺，魁岸美姿貎。'对于第五子赫连定，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但如果他具有身体畸形的话，那末大家是不会放弃指出这一点的。”[8]　　存在于407—431年间的十六国之一的夏国，其统治区域中陕北的那一部分，与刘萨诃活动过的河西定阳相距甚近；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地域上来说，刘萨诃都有可能涉足此地，即使他没有涉足此地，他的传说在此传播、他被此地人信奉都是合情合理之事。因为这是一个传说，所以倒不必细究夏国的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位长着驴耳的国王。 　　不过，从附会到赫连王的身上来看，这个传说最早产生于赫连夏国统治时期。“王乃报恩，造和尚形像送定阳。擎轝之人，若有信心之士，一二人可胜；若无信心，虽百数，终不能举。”赫连王报恩送刘萨诃像到定阳，这个情节为我们考察驴耳王故事的产生时间又提供了一条线索。驴耳王故事产生在今天的陕北内蒙交界一带，与刘萨诃活动过的河西定阳相距甚近，河西的定阳稽胡在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时东渡黄河，孝文帝因此在河东亦设立定阳郡、定阳县，也就是唐代的慈州。[9]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记载了他在慈州亲自调查的结果，他看到了当地民众对安仁寺的胡师佛像的崇拜实况：“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名胡师佛也。今安仁寺庙，立像极严，土俗乞愿，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舆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两人可举，额文则开，颜色和悦，其村一岁死衰则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额文则合，色貌忧惨，其村一岁必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为候。”[10]此像与驴耳王所送之像都有“去住自在、不惟人功”的特点。所以唐初慈州人所崇拜这尊刘师佛的塑像，应是源自驴耳王送像故事。由此可以推论驴耳王故事的时间下限应在河西定阳稽胡西渡之前，即后魏孝文帝在河东因稽胡东渡而设立定阳郡、县之前。 　　但是，国王长着驴耳的故事决不是中土所原有的。最早的驴耳王故事应是著名的希腊神话传说中关于小亚细亚的国王弥达斯的故事。难道是在五、六世纪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已经传到了中国？这倒是个关于中西交通的有趣的话题。 共3页: 1 [2] [3]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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