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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1)

2017-08-10 01:10 一引言
假使《周礼》真出于周公而是西周政典的话，也只有史料上的价值，作为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一种材料。假使它不是一部西周的作品，出于后人的伪托，我们当它是一部假古董，分析它、批判它，看它还有没有一些史料上的价值。其实，无论真伪，《周礼》本身不应负责任，从《天官冢宰》以至于《秋官》(《考工记》暂除外)，没有一句话说到它是西周的政典，也没有说到它是周公的书。它开头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是几句纲领性的说明，既没有指出武王或者成王来，也没有提到周公，它也没有说明是一部实际的政治典范，或者是一部理想的书。
把《周礼》一部书的问题当作政治史、学术史上的大问题来看，是由于经学今古文之争；而经学今古文之争基本上还是因为统治阶级本身的矛盾，造成思想上的纠纷。如果说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是封建领主阶级的反映，今文经学的产生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地主阶级起来以后，他们要求变，要求变更那已经腐朽了的封建领主制度，今文经学也正好代表这种要求。到西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还是代表部分地主阶级的思想，来作推翻汉朝统治者的企图，所以从昭帝时起，社会上盛传“汉历将终”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被王莽利用了，帮助他推翻了汉朝的统治，但新莽的设施对于地主阶级有更多的不利，于是部分地主阶级也在响应着农民起义。东汉建立后，政权完全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这时他们不再要求变了，他们要巩固政权，加紧剥削，力图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于是代表今文经学传统的变的哲学，遭遇到了个不要求变的场面，原来反映这种思想的阶级变了，他们放弃了这种思想体系，因之今文经学在学统上遭逢不利，而古文经学兴起。我们研究王莽夺得政权的经过，知道经今文经学给了他许多方便。然而后来的经今文学派，尤其是晚清的今文学派，硬说王莽夺得政权和古文学派有关，说是由古文学派所包办。康有为就是说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他又说刘歆遍伪诸经，以《周礼》及《左氏传》为主，然后遍伪诸经以作佐证(均见《伪经考》)。这是缺乏根据的说法，古文经的出现及其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及历史原因，不是一两个人能够伪造出来并且使之发达的。这些经典也不可一概而论，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类。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一、整部全是古文经，它本身并没有今古文的分别，如《周礼》、《左传》；
二、部分的古文经，如《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等；
三、传授上的今古之别．如《诗经》齐、鲁、韩诗是今文，《毛诗》是古文，《论语》鲁论是今文，古论是古文等。
第二类古文经已不可得，是真是伪可以不说，第三类古文经与今文经只有篇目或字句上的不同，也不是有什么根本上的歧异。只有第一类古文经书是非常突出的两部，虽然在西汉以前这两部书没有师法传授，然而却不是新莽时代伪造出来的。为什么这两部篇幅很多的书，在西汉惠帝以后，大举搜求遗经的时候，没有经师传授?这是当时和后来的人致疑于这两部书的重要原因。当今文经学最发皇的时候，本来提倡今文学的(如刘歆)为什么又推崇几部古文经?这也是使人怀疑的重要原因。《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一般经师既不注意史学，也不了解史学，所以在《春秋》三传中，《公羊》有传人，《谷梁》有传人，这两部书注重所谓《春秋》的“微言大义”，它们鼓吹唯心论的历史哲学，它们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经师们可以“持以干禄”。《左传》纯粹是历史记述，虽然有时也讲些“义法”，在经师看起来是卑微不足道的。司马迁是懂得历史的人，他首先看重了《左传》，《史记》中关于春秋史和古代史的材料，很多取自《左传》，假使没有《左传》，《史记》的成书是不可想象的。司马迁就是《左传》的传人，不过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一百年后，刘歆继承了司马迁的事业，又来表彰《左传》。《周礼》也是一部历史著作，是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并没有微言大义。西汉经师们不重视历史记载，也不重视典章制度，《周礼》所以没有传人，理由和《左传》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