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学：从模仿走向创新--从中国图书馆学(2)
2017-08-10 01:33
导读：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就是模仿他国学术成果以补充自己的历史，“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展开也遵循西方图书馆学的建制化道路”[8]。中国古代的藏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就是模仿他国学术成果以补充自己的历史，“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展开也遵循西方图书馆学的建制化道路”[8]。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图书馆在形式、内容和性质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应始于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国封闭的国门，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西方图书馆学的思想也随之流入中国。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开始了第一次从思想到模式的全面模仿，甚至是抄袭西方图书馆学的高潮。从日本袭来“图书馆”名词取代“藏书楼”一词，又从西方取来“图书馆学”一词。1904年，湖南建立了中国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1910年前后，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图书馆。但在日本图书馆办馆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图书馆皆成为“东洋式之图书馆”（金敏甫语）。民国以后，欧美图书馆学思想、办馆和教育模式“遂逐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武日本之趋势对立。自此以后，西洋式图书馆，遂亦散步于国内，且学东洋式图书馆而上之”[9]。新型图书馆建立后，我们才发现祖宗留给我们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已不能适应现代图书馆的需要，于是在1910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将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介绍到中国，到1919年，沈祖荣、胡庆生合编了中国第一部分类法《仿杜威十进分类法》。随后，大批模仿西方图书分类法和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的中国式图书分类法大量出现。如洪有丰著《图书分类法》、王云五著《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著《中国图书分类法》、杜定友著《杜氏图书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著《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桂质柏著《分类大全》、陈天鸿著《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等。至二、三十年代，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专著，其中以杜定友于1925年著《图书馆通论》、刘国钧于1934年著《图书馆要旨》、俞爽迷于1936年著《图书馆学通论》影响最大。但这些著作都“带有明显的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色彩”[10]。而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一书连作者都承认该书“取材于东西名家著作十居七八，本国情形间参一二”[11]。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我国图书馆学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诞生的，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国人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在西方图书馆学巨大冲击下，中国图书馆人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模仿有一种慌不择路的感觉。但此时在中国也不乏对中国图书馆学“全盘西化”倾向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士。1921年，杜定友提出中国应培养切合中国实际的图书馆学家；1925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口号，并就“中国的图书馆学”如何经由具体的学术研究加以体现，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1926年，刘国钧则呼吁“形成一种合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2]。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是不会给西方图书馆学的中国化提供实验的时间和空间的。所以这些学者的想法是没有机会形成理论的，更不能指导中国图书馆的实践。但不可否认，中国图书馆学毕竟诞生了。
2.2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
1949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西方列强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全面封锁，中国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于是苏联图书馆学成了唯一可模仿的对象。中国图书馆界出现明明不切合中国图书馆具体情况却生搬硬套苏联图书馆学的现象，表现出明显的盲目性，5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完全成了苏联图书馆学的“复制品”。而到了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重归闭关锁国状态。这样中国图书馆学唯一可模仿的对象也失去了，这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异于雪上加霜。但即便如此，中国图书馆学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值得一提的就是“矛盾论”在这一时期产生，对中国图书馆学界是一个鼓舞。1962年，黄宗忠先生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藏与用之矛盾”的学说。该学说第一次站在
哲学的高度审视图书馆发展规律，应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理论创新，具有一定的深远意义。但当时封闭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者的学术视野。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观察此学说，不难发现，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已使图书馆“藏”的意义逐渐淡化，“用”的功能显著加强。更何况，“‘藏与用’的矛盾，并非图书馆所特有，其‘特有的矛盾’至今尚未找到”[13]。黄宗忠先生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学说的缺陷，也不再坚持自己的学说了。这种敢于否定自己学说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但对于中国图书馆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挫折，它表明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创新之路并不平坦，还需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