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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容忍论(之二)化毕业论文

2017-08-15 05:02
导读:文化论文论文,胡适的容忍论(之二)化毕业论文样式参考,免费教你怎么写,格式要求,科教论文网提供的这篇文章不错: 【内容提要】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胡适认为容忍

【内容提要】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胡适认为容忍既是1种自由的精神,又是1种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1个社会缺乏容忍,自由就不会有保障。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胡适极力反对不容忍,主张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胡适还强调,1个社会缺少容忍精神,必定会产生唯我主义,走向极权专制。胡适终身奉行容忍,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反对各种不容忍。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 键 词】自由主义/容忍/思想自由
【正 文】
        3
    胡适认为,自由的真正保障是容忍的精神。在文化思想领域,表现为知识分子之间应互相包容,尤其是具有不同的思想见解,处于不同的思想流派的人,更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容忍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存在。如果思想对立的双方发生论战,双方都应该在论战中保持1种容忍的态度,保证每人都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尊重别人表达思想的自由。在政治上,表现为容忍不同政见者及反对党的主张,让持不同政见的人,尤其是反对党充分地表达政治观点及治国方略。因为治理国家是1件10分繁难的专业,决非单1的社会力量和政党所能完成,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各行其是、各司其事”,分工合作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推进国家的文明发展和繁荣富强。为此,胡适希望社会是容忍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社会上的每1个人能养成容忍的雅量和涵养,并且极为看重知识分子的容忍精神。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引导社会的潮流。知识分子的不容忍必定会影响青年,造成全社会的冷酷。因此,胡适极为痛惜知识分子间的不容忍。
    1926年前后,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胡适从感情上、思想上都亲近陈源,但他没有介入论争,更没有帮陈源公开指责鲁迅,而是对他们的论战深感遗憾,痛感他们缺少容忍。胡适在论战的高潮时,掏出肺腑之言,给鲁迅、周作人、陈源写了1封语重心长的信,说:“你们3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3位这89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3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1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场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1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1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胡适在这番动情的诉说后,激动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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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109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1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1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由此可知,胡适在竭尽全力营造社会的容忍,努力消除社会上的冷酷和不容忍。胡适在信的最后恳求这3位“敬爱的朋友,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1家人不认得1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1点子误解,1点子小猜嫌呢?”(注: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8—379页。)胡适的这番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立足于容忍的精神,希望3位“敬爱的朋友”能容忍别人,停止论战,消除在社会上造成的冷酷、不容忍的影响。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周作人和陈源虽就此罢手,但鲁迅置之不理,独战不息,在不容忍的激烈的路上越走越远,并渐渐走向“猜疑、冷酷”。胡适的担忧不幸被历史证实,中国此后确确实实走向不容忍,进入“猜疑、冷酷”的狂热。胡适思想的深邃令人惊叹,也更值得从噩梦中走出的人深思。
    胡适给3位“敬爱的朋友”的信,强调容忍是每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基本态度,尤其是思想观点分歧的双方更应当具有容纳良言和谩骂的肚量,就像大海能纳百川,也纳石子秽水。应该说,胡适倡导的这种容忍相似儒家的恕道,认为每1个人如果都希望享有自由,那么就必须养成容忍的态度。容忍要求每个人首先不能唯我独尊,而能对自己持批评的态度,谦虚地听取各种意见。另1方面还要养成健康的心理素质,有开阔的胸襟与兼容并蓄的雅量,不但宽容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意见,而且宽容反对自己的思想、意见。每个人都养成容忍,人人便能和平相处,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了。胡适1生具有精英意识,“把自己当成学界领袖,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众的指导者”(注: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讲演录》,3联书店2003年版,第204页。),强调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应当成为社会的楷模,应该为社会树立容忍的榜样。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胡适终身信仰自由主义,坚守自由思想,不但倡导容忍精神,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并做容忍的活表率,而且站在自由思想的立场上,反对各种不容忍,尤其反对用过激的行动破坏社会的秩序,造成社会的残酷,使社会缺少容忍。1925年11月29日,北京愤怒的群众因抗议段祺瑞治下的北洋政府当局,迁怒于为北洋政府当局说话的《晨报》,放火焚烧了《晨报》馆。对该不该焚烧《晨报》馆,陈独秀和胡适的看法完全相左。陈独秀认为“该烧”,并责问胡适“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陈独秀对胡适有知遇之恩。“从胡、陈的相交中,不难看出,胡适与《新青年》和北京大学的因缘关系,都系陈独秀促成。胡适的新知旧学固然不错,陈独秀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他的成长道路上不能不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注: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因为这样的因缘,胡适极为尊重陈独秀。但面对陈独秀不容忍的言行,胡适极为痛心,更对陈独秀走向激烈斗争,背离《新青年》注重启蒙,和平争取自由,推动社会进步的途径深感忧虑,写了1封情深意切的长信给陈独秀,直言痛斥陈独秀的不容忍,为捍卫容忍,不惜与陈独秀决裂。胡适信中说: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的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1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1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1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1点在我要算1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1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1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注:胡适:《致陈独秀(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6页。)。
    胡适从驳斥陈独秀“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入手,直言陈独秀这种态度非常不容忍,完全背离争自由的目的。胡适强调“争自由的唯1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并对激进主义的不容忍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凉。胡适还指出,他和陈独秀是“两个朋友”,虽然两人“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仍不失为老朋友的根本点就是有“容忍异己的态度”。这是两人做朋友的“最低限度”。胡适明确地宣言誓死捍卫容忍的精神,如果陈独秀丧失“这1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那两人就会变成“仇敌”。胡适态度之鲜明坚决,显示出对自由思想的无限忠诚。随后,胡适回忆往事:1919年6月9日,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约有10几条。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11日晚“餐后,陈独秀、邓初和我3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注:高1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63页。),陈独秀在发传单时被侦警发现并被捕。陈独秀入狱后被严加看管,后染时症发寒热。胡适等《新青年》同人甚为焦急,奔走营救。在营救陈独秀的名流中,不但有北京大学的师生,社会上的先进知识分子,甚至也有反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的顽固派。胡适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非常动情地说: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我记得民国8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1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1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还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1个“人的社会”,还有1点人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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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借用陈独秀亲历的事实,指出“黑暗”中的“光明”就是容忍。“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陈独秀的异己者挺身而出,抛弃不同的信仰,出面保释陈独秀,帮助陈独秀脱离牢房。胡适强调,这就是争自由,“够得上1个‘人的社会’”,因为这样“还有1点人味儿”。胡适在信的末尾,更强调自由与“1阶级专政”之间不相水火之处就是容忍,并突出只有容忍和尊重异己的社会才是“人的社会”。但当时的社会现状却是越来越没有容忍。胡适为此感到悲愤,说:
    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1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1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1个更残忍的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注:胡适:《致陈独秀(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6—357页。)。
    胡适与陈独秀的分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胡适的这封信最直接地揭露了这两个人的思想分歧:胡适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坚守自由思想的信仰,主张容忍,要建立“人的社会”,但陈独秀以及他的“同党少年”已经走向暴力,主张阶级斗争,不容忍任何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极力“丑诋”胡适的容忍精神,使他“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简而言之,胡适与陈独秀的分裂点是容忍与不容忍。胡适不但敢于挺身而出反对社会上的不容忍,而且容忍别人的诋骂,并反复强调“不会怕惧这种诋骂”,只“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1个更残忍的更惨酷的社会”,“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胡适对容忍被践踏痛心疾首,对没有容忍的社会极度悲观。悲痛交加之情跃然纸上。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历史的发展不幸被胡适言中。胡适后来虽没有与陈独秀做成“仇敌”,但最终还是与共产党做成“仇敌”,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时,不得不跑到海外去寻找“立足容身之地”。在胡适批评陈独秀及其“同党”不容忍30年后的1955年,共产党真的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批判大军’的阵容是相当强大的,是没‘绝后’,但却绝对‘空前’,规模远远超越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这支‘批判大军’中,大部分都是当时中国的1流学者,许多名字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实际上,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那些谩骂性文章,这类文章占了很大篇幅,实在应该分出个‘谩骂类’来。”(注: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在同书的第273页,孙玉明还指出:“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共编辑出版了8辑《胡适思想批判》的‘汇编’,收入150篇文章,约200多万字。其他诸如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华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的‘批判资料集刊’、‘批判文集’、0散小册子以及大量未结集的单篇批判文章,总字数起码有300万字左右。”)对于这场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胡明为胡适立传时做过很好的总结(注:胡明认为轰轰烈烈的胡适大批判运动,“胡适虽然在‘文化’实质上并没有被批倒,但从‘人事’形式上确是被彻底打倒了。‘群起而攻之,搞臭1个人’的批判机制的功效极限亦在这里。这种批判运动方式决不可能在学术科学上真正打倒胡适,但能做全扫除掉‘胡适牌’所有‘文化垃圾’的实际工作。而且还为后来的大陆历次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提供1种技术上的样板(这种技术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得炉火纯青,并成为我们百用不匮的传统法宝)。政治的权威的全部批胡作业也就此告诉人们1个取舍的标准,实践上的有效目的也无非是替知识阶层在认识上进而在心理上筑起1道防线。什么是‘胡适的’,即敌人的观念意识、哲学形态;什么是‘我们的’,即革命的人民应采取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模式。这道防线要深入沉潜于每个知识个体的经验世界里,渐渐化作为1种无意识积淀,随即滋生1种本能的反应或者说培养出1种敏锐的警惕。别人1提及‘胡适的’或‘胡适’这个名词,或自己1见到胡适的书,便心生恐惧、厌恶与憎恨,便知警惕、防范与隔离。批判胡适、禁胡适的书与文章,就是说要批倒‘胡适’这个名字所象征或包含的思想文化内容与意识形态结构,自觉与它们划清界限,分出敌我”。(胡明:《胡适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4—985页。))。痛定思痛,不能不惊叹胡适容忍思想的洞穿力,不能不向往容忍,向往人与人的容忍和谐,社会的容忍和谐。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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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认为容忍是自由的根本,不容忍必定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思想的唯我独尊。思想的唯我主义容不得反对意见,容不得不同的思想。政治极权主义必然是由1党专政走向个人独裁,走向压制个人发展的道路,发生压迫与奴役,甚至构成知识上的欺骗与道德上的伪善。因此,胡适“很诚恳的指出,近代1百6710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1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铲除1切反对党,消灭1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自由思想,胡适竭力反对“彻底改革”的根本解决,认为暴力革命的结果必然导致专制政治,走向思想专制。胡适认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注:胡适:《自由主义》,《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0页。)。这种渐进式的改革,1是可以和平地转移政权,2是可以用立法的方法1步1步地改革。反之,暴力革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注: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胡适出于这样的自由思想,在国民党竭尽全国军事力量围剿共产党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反对政党间的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武力进攻共产党,呼吁国民党放弃武力围剿,把东北和平地交给共产党治理,让共产党在东北的大地上试验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行推广(注:房向东:《“主将”与“楷模”》,《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在1片白色恐怖中,胡适敢于提出这样的政治设计,才识胆略让人敬佩,对容忍的执着和对暴力的反抗让人崇敬!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胡适忠诚自由思想,因而既不满国民党政权,又用容忍的态度善待它,只求1点1滴的进步。因此,胡适1方面承认“当国的政党用权力制裁全国的舆论,不容许异党派的存在,……其间确有许多过当的行为,如秘密军法审判的滥用,如死刑之滥用,如拘捕之众多与监狱生活之黑暗,都足以造成1种恐怖心理”,但同时又强调:“1个政府的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1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注:胡适:《民权的保障》,1933年2月19日《独立评论》第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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