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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赖洪波,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创业史》在建国后17年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所涉及的特定题材以及围绕它产生的激烈的文艺论争都为我们认识建国后17年文学中农村小说的写作范式之确立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但是,以往的研究多是注意到写作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密切关联,而忽略它与多种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文本具有的历史多质性。有鉴于此,通过对文本—批评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尤其是围绕文本的批评话语之间的冲突,从1个侧面揭示出建国后17年文学与54启蒙文学、民间文学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从而进1步认识当代农村写作的意义的诸种可能。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中国现代文学/文艺评论/文学传统/美学标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正 文】
建国后17年文学中的文艺批评,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文学创作而言,建国后17年的文艺批评起到了对文艺创作进行训诫与规范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文艺批评的训诫和规范,使得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几乎都经历了修改再版的过程,而这些修改主要是根据文艺批评提出的意见来进行的。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这种奇特的性质,洪子诚先生论述道:“它(批评)并不是1种人格化、个性化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主要不是1种鉴赏活动,而是1种体现政治意图的政治和艺术裁决,在许多时候确实演化为1种‘斗争’手段。1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文学‘规范’的作家作品;另1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离异、‘叛逆’倾向的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评、批判。毛泽东将文艺批评的这两项功能,形象化地概括为‘浇花’和‘锄草’。”[1] 对于建国后17年文学中的经典文本——《创业史》,“浇花”的声音成为主调,而批评家严家炎的质疑则引发了1场关于如何认识和塑造社会主义新英雄人物形象的文艺论争。可以说,《创业史》这1文本正是与其批评话语1起,共同建构了当代农村小说写作的典型范式。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1、赞扬:新的美学标准的确立
《创业史》出版以来,得到批评界几乎1致的赞扬。除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外,《创业史》的另外1个重要收获被认为是创造了1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些人物形象中,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被看作是《创业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尺。冯牧认为,“在《创业史》众多的正面人物中,写得特别出类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形象”,“在梁生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1种崭新的性格,1种完全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1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2] 批评家都为梁生宝身上所具有的崭新的农民品质所激动。周扬在批评《3里湾》时指出,赵树理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在梁生宝的身上,这种“巨大力量”得到很好的体现。梁生宝的性格正是民间优秀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思想几乎“理想”地结合,他被看作是“10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与赵树理笔下的“新型人物”相比,梁生宝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他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产生的理想的农民形象。这1形象的“成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1个重要的标志。
进入“当代”以来,新兴的文化领导权为巩固其意识形态地位而进行的1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对文学进行“等级”划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等人的论述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生成的直接源头,是对54启蒙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之所以是“继续”,是因为54启蒙文学的性质。在权威分析中,54启蒙文学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1开始就向着社会主义文学方向发展的文学;之所以是“发展”,是由于“当代文学”解决了54启蒙文学没有解决好的“文学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这1根本性问题。所以“假如说‘54’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1次文学革命,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54’之后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3] 这种判断包含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秩序形成的重要依据就是“当代文学”是和“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4] 当代文学与社会制度的紧密联系,使它获得了文学等级秩序中的最高级别。文化领导权同时对“当代文学”提出了创作上的要求:当代文学应该创造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英雄人物。这样的人物应该与当代文学1样,与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具有最先进的思想。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批评家为梁生宝形象的出现而表现出的欣喜。因为“梁生宝是1个无产阶级化了的青年农民的高大而又真实的形象、社会主义、共产主1新人形象。他高大,他真实,他有光辉,正是因为他无产阶级化了,理想化了,正是因为他的步伐稳稳地踏在祖国农村的坚实土地上,他在现实斗争之中成长,他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也不是农民气质或农民意识的体现。”[5] 梁生宝具有以往的农民形象从不具备的社会主义品质。在《创业史》之前的农村写作中塑造的新人物形象,都可以看作是对梁生宝形象的铺垫和准备。与以往的农村“新型人物”相比,“无产阶级化了”的梁生宝自然应该处于人物典型的等级秩序中的最高级。
按照批评家的解释,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力,给读者1种崭新的感觉,是因为他干的事业是紧接着民主革命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事业,读者从梁生宝每1个胜利中都看见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可阻挡的力量,当然就更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充满生命力。在这种分析推理的逻辑中,人物形象的价值不在于54启蒙文学所认定的“艺术价值”的高低,而是与人物所代表的先进的社会思想相联系。这里已经隐隐体现出文化领导权对批评话语的渗透,其目标就是要建立1套与写作方式、文本内容的变化相适应的、评价艺术典型的新美学标准。
可见,新的美学标准使梁生宝这类艺术典型,不仅从文本中获得生命力,而且从文本的外围、从人物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中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高度认可。这样,理想人物与1个时代热切的社会理想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对这样的艺术典型的价值及其等级意义发生质疑,就等于在质疑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动摇人们真诚的社会理想。所以,在对梁生宝的1片赞扬声中,严家炎先生对梁生宝这1人物典型的不同评价,引发了1场如何认识和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的激烈论争。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2、论争:启蒙话语对文化领导权的“偏离”
1961年至1964年,严家炎先后发表了《〈创业史〉(第1部)的突出成就》、《谈〈创业史〉中梁3老汉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等文章,对大多数批评家从梁生宝形象来肯定《创业史》的成就这1看法提出了质疑。他肯定梁3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对梁生宝形象有所保留。这种评价引发了1场激烈的文艺论争,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众多批评家纷纷撰文进行反驳。这场论争围绕着两个焦点问题来进行:如何理解和评价典型人物的意义和价值;在塑造典型人物时,如何体现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在第1个问题上,严家炎与其他批评家有比较明显的不同。虽然,他在1定程度上肯定了梁生宝形象:“从作品本身说,梁生宝形象确实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农村新人的光辉品质,不仅概括了1定的时代内容,而且艺术上也站得起来,比同类题材作品中那些较为单薄而只有某些性格侧面(如急燥或爱钻研技术)的青年革命农民形象有了很大进展。”[6] 可见,严家炎对梁生宝所代表的时代意义也有1定的认识。但是他表示:“我不能同意这样1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高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1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1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7] 虽然梁生宝是《创业史》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1人物就具有最高的艺术价值。严家炎通过对梁生宝活动的具体分析,得出这1人物在形象塑造上“3多3不足”的特点: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严家炎紧接着表明:“‘3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3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6] 理念活动、外围烘托、抒情议论赋予梁生宝先进的思想,却使这1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农民的性格和气质。这样的写作方法,使作家不能如描写自己熟悉的老1辈农民1样,触及人物的灵魂,塑造出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而对人物进行充分的性格刻画,把人物放在冲突中去表现,对人物进行客观描绘而非主观意念的叠加,这可以说是与54启蒙文学建立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1脉相承。严家炎“3多3不足”的评断标准,实际上是54启蒙话语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1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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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文艺论争的另1个焦点是如何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虽然论争的双方都肯定这1创作方法是对以往各种艺术方法的1个重大的革新与进步,但是具体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如何结合,双方却有不同的看法。
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1提法的前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年,前苏联文艺界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1个口号正式进入中国。1934年,在第1次前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到其经典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9]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1定义中,本身即包含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方面:1方面,作家要真实地描写现实,这是以往的现实主义都具有的特征;另1方面,这种“真实”地描写又必须承担起特殊的思想教育任务:以社会主义的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完成这1任务的关键就是典型人物的塑造,以新英雄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浪漫主义”是完成典型人物塑造的不可或缺的1个方面,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于旧现实主义的1个标志。
可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究竟应该如何结合才是“理想”的?或者说,应该如何来塑造新英雄人物?这成为建国后17年文学中1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1952年5月,《文艺报》开辟了“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专栏,掀开讨论的序幕。1953年,第2次文代会前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得到深入。周扬在大会上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对能不能写新英雄人物的缺点等问题,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冯雪峰在《英雄和群众及其他》1文中,把这1问题提到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上加以探讨。以后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1直都没有停止过。但是,在论争过程中,政治批判的意味越来越浓,新英雄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实际上大大突出了浪漫主义的作用和地位。严家炎与柳青及其他批评家之间关于梁生宝形象的论争,可以看作是建国以来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讨论的继续。这场论争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周扬、邵荃麟等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激进的文艺路线进行调整的时期,所以对这1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可以说是第2次文代会前后那次讨论的继续和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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