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1)(2)
2017-08-19 06:56
导读：晚清士人对功名的狂热追求造成了科举之途的堵塞。《剑桥中国晚清史》讨论过晚清“传统统治阶级的膨胀”，即科第名额的增加、买官鬻爵盛行、官绅的
晚清士人对功名的狂热追求造成了科举之途的堵塞。《剑桥中国晚清史》讨论过晚清“传统统治阶级的膨胀”，即科第名额的增加、买官鬻爵盛行、官绅的膨胀和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多，所造成的政治无能和士大夫阶层的分化及没落等后果。关于晚清士人的数目问题，熊月之认为，“道咸年间中国秀才以上的知识分子约为50万人”。此后的数目字当更为膨胀。因此当时就有人慨叹：“四民之中惟士为最多。”而官员的数目有限，“京师和地方文武官员的总人数可定为近2.7万人。其中近2万人是文官，7000人是武官……文官中大约一半是京官，一半是地方官”。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进士一般总能授实职，大约三分之一的举人也能授职”。三年一科的进士，名额每科不同，一般是二百多至三百左右；举人则每科约为1500名。而“在19世纪，‘正途’绅士步入仕途的约占5％”，甚至更低一些。这意味着在晚清一代，大部分考中的士人，不是当官。即使如此，派往各省的候补官员已经大量过剩，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士阶层中的一些人甚至堕落为“游民”。
士人不仅在获得科名前的考试因人多拥挤而获隽甚难，在获得科名之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越窄。科举的地位不能不日趋衰落，尤其是在庚子之后。胡思敬谈到那时候的情况是：在社会下层非科目中人的眼里，科举的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盐起家，拥资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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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废科举一事发生在1905年。是年清廷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变革，意味着士由读经而科考、而人仕的传统进身之途被堵塞，代之而起的是人新学堂学习和出洋求学的要求。
停止科举考试的命令对于晚清士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大批士绅知识分子失去了通过原有的儒学知识资源获取仕途的指望，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学堂。正如当时人指出的：“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科举的取消中断了晚清士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失去了向往中的人生的必然归宿。于是这些与主流社会疏离的文人，在无可奈何中寻求另外的价值支撑。“士人们为谋生便不得不到传统制度之外去寻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这样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士风，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在这种生存方式的变化中，而渐渐发生了改变。”
晚清士人的大多数只能选择教书做自己的职业。在村社和宗族的学堂里，或为富人做西宾，为生计而奔忙。山西举人刘大鹏(1857－1942)1894年中举，以后三次会试未中，一生未做官，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自己播种，耕作，仅收割时雇几个农夫，并在太谷县一票号商人家中任塾师近二十午。在他的日记里，记载了教馆者的种种辛酸。一是收入的微薄：如1893年6月21日记：“半途遇一教书人，……备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真苦之至也。”一是生活不能自主。如1896年3月24日记云：“教书一事，累人太甚，今因母亲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一是地位低下，如1896年12月28日日记：“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不去，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遂使他发出不平之叹：“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真有负于读书矣。”(1897年4月30日日记)第二种出路是做幕僚。据鲁迅的回忆，家乡的读书人一旦不能仕进，往往以此为终身职业，——绍兴师爷在晚清官场是很出名的。能人幕的晚清士人虽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前途较当塾师要好得多。他们的生活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以及雇主的信任度。第三种是经商。明朝中叶以后，既有不少商贾子弟投身科举仕途，又有不少士人下海经商。士、商合流的趋势正在形成。既然科举之路已绝，经商不失为一个好的前途。晚清士人的经商，自郑观应、张謇始。1894年4月，张謇赴北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目睹国事日非，京官疆吏不足与谋，虽科举成名，张謇却不愿意求官，而是要“奋志农工”。张謇兴办实业成功，开创了一代士林新风。在他获得成功的感召下，大批士人纷纷弃儒从商，成为近代化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者。从气度儒雅、高谈心性的旧式士人到计较利润、筹划企业运转的实业家，这无疑是晚清士林的一大巨变。第四种出路是从事于教育、新闻、法律、医务、文艺等行当的自由职业，变为专门人才。这部分以年轻人居多，其中就有选择文学行当、从事文学活动并以此为谋生饭碗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从事于文学这个行当，常常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环境和市场选择合力作用的结果。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到以个人的专业知识、技能服务于社会的文人，晚清读书人经历了从士人到文人的角色转换。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阵痛和切肤之感使他们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也使得新的人生选择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