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陈旉农书》(2)
2013-08-03 01:18
导读：中国气候从此进入了一个气温较低、降水较少的时期。陈旉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气候多变的“混沌”时期，处于气候突变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受到“气候有
中国气候从此进入了一个气温较低、降水较少的时期 。陈旉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气候多变的“混沌”时期，处于气候突变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受到“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气候微小的变化都会对生产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用刻板的态度对待既定的时令而不知变通显然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灵活地对待时令。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从气候的实际情况出发安排农业，把“时宜”落到实处。至于具体应如何灵活掌握时令，陈旉没有详细的论述，只是引用《尚书·尧典》指出，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验之”。所谓“验之物理”指以物候指时。即以物候校正时令中的农事安排。在没有温度计、湿度计的古代，物候确实更能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农时；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它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辅助指时手段。
如何利用“时宜”呢？最值得注意的是“六种之宜篇”的一段论述：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在这里，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上文已经指出，在《陈旉农书》中“宜”与“利”是相通的，因此，所谓“知时宜”，可以理解为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光热资源）。《陈旉农书》给出的办法是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换句话说，种植制度的要义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而“天地之时利”的充分发挥，又是以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的。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相继以生成”，无疑是指复种[10] ；“相资以利用”则既包含复种，也包含间作[11] 。《农陈旉书》“耕耨之宜篇”说：
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
这是包括稻麦复种在内的复种制度，其作用不但可以“省来岁功役”和以其收成“助岁计”，而且由于经过“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改变水田长期渍水的状态，具有“熟土壤而肥沃之”的功效——这既是“相继以生成”，又是“相资以利用”。《陈旉农书》 “种桑之法篇”云：
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因粪苎桑亦获肥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
这是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而达到两“不相妨，而利倍差”的功效。这也是“相资以利用”的一例。
据此，可以说，“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是种植制度中复种和间作经验的一种理论概括。间作是秦汉以来已经有的种植方式，以稻麦复种为中心的大田复种则主要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经验。这种经验和理论概括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吕氏春秋》、《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都没有谈大田复种问题，唯有《陈旉农书》谈了这个问题，并概括出精彩的理论。这是耕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可见在《陈旉农书》中，充分利用“天时”和充分利用“地利”是一致的，互为条件的，并与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种植制度既充分利用了“天时”（气候资源），又充分利用了“地利”（土地资源），真可谓“盗天地之时利”了。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陈旉总是合起来讲“天地之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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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宜论”与土地利用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对土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很有特色的
土壤学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12] 。《陈旉农书》继承了这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的理论而有所发展。
关于“土宜论”，《陈旉农书》的新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上面提到的，为了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陈旉总结了间作和复种的老经验和新经验，提出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里，尽量不让耕地闲置，要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其二是提出了一个地区各类土地的全面利用规划。下面，我们着重谈谈第二点。
“地宜”或“土宜”概念的内涵之一，就是按照一个地区内的不同土地类型来全面安排农业生产。《礼记·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农事，……善相丘陵、坂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齐民要术》不但强调因土种植，而且指出“山泽有异宜”（《收种第二》），应该安排不同的作物和品种：“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贾思勰在规划土地利用时，实际上也是有统筹兼顾的全盘考虑的。不过有关论述在《齐民要术》很分散，没有形成系统[13] 。陈旉《农书》则不同，他以专篇（“地势之宜篇”）论述土地利用问题，给出了一个地区的比较完整的土地利用规划，这个规划完全是从江南具体的自然条件出发、从江南自身农业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把各类土地的利用和开发和治理结合在一起，也体现了鲜明的南方特色。这在中国农书中是前所未有的。
陈旉在该篇首先指出，同一地区的不同土地类型，由于地势和地形的差异，气候的冷暖和土壤的肥瘠是各不相同的。“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传所谓高山多冬，以言常风寒也；且易以干旱。下地多肥饶，易以渰没。故治之各有宜也。”接着，陈旉《农书》介绍了高田、下地和薮泽三类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概括说来，高田治理方案的要点是建造陂塘和加宽坵垄，实际上是建造可灌溉的梯田。易以淹没的下地，修建“高大圩岸环绕之”，实际上就是圩田；灌溉不到的斜坡和边角地也要加以利用：“可种蔬茹麦麻粟豆，两旁亦可种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湖滩薮泽有两种利用方式：一是每年芒种节大水过后湖滩抢种一季早熟的黄绿稻，即所谓“湖田”；二是在水面缚架为田，即“葑田”。作者接着引述《周礼》“稻人掌稼下地”一段而加以阐发，谈到蓄水、防洪和泄水，重点是防洪和泄水，反映了南方稻田排灌的一些特点。有关记述比较清楚，论者亦不乏其人，毋庸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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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土地利用方式，是从江南地区的实际出发的，是江南地区农业经验的结晶。江南地区没有黄河中下游地区那样广阔的平原，这里山林较多，水面较大。《齐民要术》虽然也偶尔谈到“下田”、“高田”、“山田”等，但主体仍然是平野中的农田。但从《陈旉农书》看，这里有山地高田，有易于淹水的低地，有湖滩薮泽，而高田治理方案记述尤详；它所反映的应该是江南的一个丘陵地区。由于缺乏广阔的平原，江南地区当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能不向山区和水面扩展耕地。于是有梯田、圩田、葑田等土地利用形式的创造。缪启愉早就指出，围田和圩田起源于吴越时期的江南[14] 。葑田也起源于南方，东晋郭璞的《江赋》云：“标之以翠蘙，泛之以游菰，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应该就是对江南地区葑田的描述；它与《陈旉农书》把《周礼·地官·稻人》“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是吻合的[15] 。其实，梯田的起源亦与江南有关，江南起码是其起源地之一。陈旉《农书》介绍的陂塘与高田结合的梯田模式，显然不是北方农法的移植，而是从当地农业经验的积累中发展起来的[16] 。我国陂塘灌溉工程的起源不晚于春秋时代，首先出现在南方地区。汉代有所谓“陂田”，即凭借陂塘灌溉的水利田；但在很长时期内，陂塘主要用于灌溉比较低平的田[17] 。应该指出的是，江南地区陂田有悠久，而且很早就在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