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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陈旉农书》(5)

2013-08-03 01:18 和水田的各种耕作技术，培育适合复种和各类土地的品种等，都是与这一特点相联系的。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南方另一重要特点——对农副产品多层次利用和循环利用，这一点，在《陈旉农书》中已有反映，虽然还不大充分。对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利用技术的发展和彼此的结合，到了明清时期，形成了对农业生态系统内各种资源综合的、立体的、多层次的利用的生态农业的雏形，这主要也是在南方地区出现的。的进步，说到底是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对农业资源利用技术和理论的发展，既体现了地区的特点，也反映了传统农法时代性的进步。这一特点和进步，在《陈旉农书》中已经开始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注释

[1] “农法”是借用日本学者使用的概念，相当于中者说的“农业技术体系”或广义的“耕作制度”；它比较简明，也有更大的涵容性。
[2] 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万国鼎的《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和《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十二章；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也撰写了《陈旉农书的研究》（日本农山渔村出版，1993年）。
[3]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七章。
[4] 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二篇第十章第三节。
[5] 《齐民要术》引述《淮南子·主术训》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这里的所谓“势”，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于“势”，人们不能“逆”，只能“因”。“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淮南子》的思想属于的体系。从这点看，贾思勰和陈旉一样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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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才”理论不但是陈旉农学的中心思想，而且是他农书的根本依据。陈旉说他的《农书》有助于“圣君贤相”完成“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根本任务（《序》），说明他是以“三才”理论的大框架为历代重农政策及其农书的使命定位的。
[7] 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四章和第二篇第十一章的有关部分。
[8] 例如后汉皇帝的诏书中屡有“务顺时气”、“勉顺时气”、“宜顺时气”等语，见《后汉书》明帝、章帝等“本纪”。
[9] 张丕远、王铮、刘啸雷：中国近2000年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1994，B24（9）；张丕远，中国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关于唐宋气候，竺可桢认为唐代是温暖期，晩唐后进入寒冷期。有些学者认为中唐已出现寒冷气候。张丕远等人经过研究，维持竺氏唐代为温暖期的结论，但不完全同意竺氏晩唐后进入寒冷期的观点。
[10] 南宋晚年黄震在江西抚州劝民种麦时说：“每年春夏之间，旧谷既尽，新谷未种，天特生麦以济缺乏，使尔人民吃此麦饭，种此禾稻，循环接续，常得饱足。”（《黄氏日钞》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可作陈旉所说“相继以生成”的注脚。
[11] 万国鼎在《陈旉农书校注》中说：“‘相资’，有互相资助的意思。‘相资以利用’可能是指前作和后作配合，交互利用的意思。”这一解释大体是正确的，但还可以作一些补充，“相资以利用”还包括间作的经验在内。
[12] 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五章。
[13] 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二篇第五章第二节中的“《齐民要术》中的土宜论和土地利用原则”。
[14] 缪启愉：《大湖地区的塘埔圩田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参阅卢勋、李根蟠：《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174—179页，民族出版社，1991年。
[15] 参阅李惠林：中国农业浮田的起源和历史，农史研究第8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179—183页。
[16] 黄土高原后来也有梯田，但这种梯田往往是“天水田”，与南方陂塘与山田相结合的梯田是不同的。
[17] 《后汉书》卷53《周燮传》：“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认为这条反映的是陂塘灌溉的山田，即梯田的雏形。这是一种新的观点，但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因为“冈畔”犹言“山麓”，“下有陂田”，这种陂田应该在山脚下，何以断定它是山田？按，周燮是汝南人。
[18] 原文是：“越王陂塘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上，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涘六谷之广，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数千万，越国当富强。”
[19] 我国考古出土的西南地区东汉水田陂塘模型，往往是陂塘养鱼、种植水生植物，与灌溉稻田相結合，反映了大田与水体綜合利用的经验。江南地区以“饭稻羹鱼”著称，有利用陂塘灌溉和养鱼的传统。《陈旉农书》有陂塘灌溉稻田的规划，却没有陂塘养鱼的记载。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陈旉生活的地区没有利用陂塘养鱼，一是虽有陂塘养鱼的事实而陈旉没有加以记载。如果是后者（可能性较大），则为《陈旉农书》不足之处。不过，《陈旉农书》规划在陂塘的堤岸种桑系牛，也是一种立体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后世的桑基鱼塘生产方式依稀有某种相通之处。
[20] 万国鼎：《陈旉农书评介》，载《陈旉农书校注》。
[21] 《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郏ㄎぷⅲ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 ），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22] 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五章第三节中的“土脉论”部分。
[23] 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第12—13页。
[24] 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开始，中国历代正史中多有“食货志”，是记述经济发展历史的专志，形成首尾相续的系列。中国古代政书《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后续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货门”，形成另一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系列。
[25] 《左传》襄公25年。
[26] 《太平经合校》第415页，中华书局，1960年。
[27] 《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
[28] 如旱稻就其自身而言，种在高田下田都可以，但夏天积水的“下田”，却不能种禾、豆、麦，如果旱稻种在高田，就会挤占了禾、豆、麦的位置，下田就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因而从全局考虑，把旱稻安排在下田。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二篇第五章第一节的有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