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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进到本土化：民国时期的农业科技(2)

2013-08-13 01:11 等两级，高等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初等农业职业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入学。1921年制定的学历中的阶段划分和学习年限的规定，一直被延用至今。

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同时宣布废除1912年的“大学令”和1913年的“大学规程”。这个条例规定，国立大学实行学位制，学生在大学内修学某个学科满4-6年，经合格准予毕业者，获得某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可进入大学院，研究有成就者可获得某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同时还规定了大学校长、系科主任的职责，规定了学校须设立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这些制度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表明了教育事业的本土化改造越来越受到了各界的重视。

1913年，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规程》，规定农科大学分设四门（相当于四个学部），即农学、农艺化学、和兽。并且规定了每个学门所应开设的科目课程。例如，“农学门”本科在四年中所开设的部颁课程为：学、农艺学、气象学、植物生、动物生理学、通论、学、农学总论、土壤学、农业土木学、农学学、植物病理学、肥料学、作物学、园艺学、畜产学、养蚕学、家畜饲养论、酷农论、农产制造学、昆虫学、害虫学、细菌学、生理化学、农政学、农业经济学、殖民学、植物学实验、动物学实验、农艺化学实验、农学实验、农业经济、农场、林学通论、兽医学通论、水产学通论等，共36门课程。与清末以日本农科大学课程为基础所规定的课程比较，这时期中国农科大学所开课程增加了9门，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业教学课程体系。


（三） 农科大学教科书的本土化改造

科技本土化的核心是人才本土化。而本土化的人才必需在本土化的教学及本土化的教学内容中培养。但是，当时中国的农业教育存在许多问题。著名农学家沈宗瀚先生[2] 回忆其母校北京农业专科学校1915年前后的教学情况时，这样写道：“外籍教授对中国情况茫无所知，自不待言。即使中国籍的教授，多系日本留学生及京师大学堂农科毕业生，教学中多摘译日本课本为讲义，购用日本动植物标本以代本国实物，农场实习不过播种、除草、施肥、收获等普通简单工作，教授与学生对于中国农业认识甚少，遑论研究改良。”而那时的农科学生“几乎均为城市子弟，对于实地农情，极少明了。”[3]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学校中非常普遍，它反映了新旧教育思想并存、新旧学制交替的时代特点。针对农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农学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改进的意见。

当时任南京东南大学农科主任的邹秉文教授[4] 提出，农科大学应当承担四项基本职责：一为造就农民领袖及研究专家；二为研究解决农业上的困难问题；三为实行农业推广事业和成人农业补习教育；四为提倡襄助改良中国农业及农村生活的组织。[5]

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的董时进教授[6] 更进一步指出：“高等农业教育应当培养出多方面的专门人才，如农业技术人才、农业教育人才、农民领袖人才、农业人才、农业经营人才（如县知事）。”为了实现农业教育的目标，他认为必需切实改变农业教育脱离中国农业实际的状况，改变多数教员都由日本、美国教师以及由近期从国外留学归国的留学生担任的状况，改变在教学上生搬硬套地直接外国农业教材的状况，必需提倡农业学校教师开展中国农业理论方面的探讨和农业科学实际问题的研究，以期推动中国农业的进步。[7]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本土化教学科研风气的推动下，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农业教育家和农业科学家，开始倾力于编写切合中国农业实际的大学教科书。1920年代公开出版的农科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有：邹秉文等《高等植物学》、陈焕镛《植物学》、胡步青《应用植物学》、叶元鼎《农业化学》和《种烟学》、王陵南《高等果树园艺学》、章之汶《植棉学》、朱凤美《植物病理学》、蔡邦华《昆虫学》、周汝沆《作物学》和《稻作学》、侯过《测树学》、曾济宽《造林学》、邓植仪等《土壤学》、温文光《果树园艺学》、赵烈《家蚕生理学》、谢醒农《实用生丝学》、顾青虹《养蚕法讲义》和《人工孵化育种学》等。各大学自编自用的教科书，目前已无法汇集了。但从以上所列之出版教材情况看，当时中国农科大学已经在教材本土化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业绩,有的已经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例如,上面提到的邹秉文、钱崇澍、胡步青等编写的《高等植物学》，被认为是中者编写的第一部植物学教科书，书中厘定许多植物学名词，如将此前所称之“隐花植物”改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改为“种子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等，都受学术界认同，定为植物学专用名词，沿用至今。此后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经各地出版机构发行的由中国教授编写的农科教材种类达到100余种。至此，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针对中国地域情况、适合中国教学需要的大学农科教材体系。[8]


二、作物育种技术的本土化改造及其成果

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各农科大学任职的教员通常都是只教书授课，不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农业大学初创时，教员很少，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根据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教员每周必须授课24学时，一个教员要能完成额定的教学任务，必须同时开设很多门课程，例如一个专攻动物饲养学的教授，他可能除了自己的专业课程之外，还同时要教作物育种学、植物保护学等。大学教授们已经没有时间精力来从事科学研究了；二是当时学校的经费缺少，无法为教员添置必要的研究设备和试验用品，教师们只好安于教课，维持现状。三是当时的一些专业农事试验机构，既然缺少经费又缺少人才，更无科研学术积累，无法开展切实的农业研究。就连号称国家级的北京农事试验总场，竟委任一位没有受过现代农业科技训练的中国“末代状元”刘春霖为场长，农业研究机构的研究创新能力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9]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当时任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主任的过探先教授[10] 撰文提出：“吾国最初之农业教育设施，教者缺乏实地之经验，故不得不空袭东西之旧说，国内又绝少农事之研求，足供教材之选择，故不得不翻译国外之课本；学者亦毫无真实之目的，只求进身之阶梯，故实习则敷衍塞责，谋业则困难倍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有来由矣。”中国大量延聘外国农学家来任教讲学，也存在许多问题。正如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唐启宇[11] 所指出：“然而殊方之士，异域之人，对于吾国背景与环境，无深到的认识，若与其谋大纲大策有确切之贡献，是属不智，此为国人应行解决之事，可以自求解决者也。”[12] 1915年前后正在北京农专就读、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农学家的沈宗瀚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吾国）大学设立农科则始于清末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来自各省，聘请日人教授，用日文讲义及日本图表标本讲解学理，对于中国农业问题殊少实地研究。”

创办农业大学和兴建农业试验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改良农业生产，提升农产品质，改善人民生活。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开展有针对性的、切合农业生产实际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其研究成果贡献于社会，推广于农民，使之成为推动农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如果国家供养的农业专家学者，都只知道在课堂上使用外国翻译过来的洋教材教授学生，而对于国家的农业状况、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等等漠不关心，茫无所知，则他不仅没有承担起农业改良的重任，而且他所培养的学生也只能“纸上谈兵”，没有改良农业的知识本领。长此以往，则国家的复兴就永无希望。许多怀有报国大志的农学家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