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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进到本土化：民国时期的农业科技(4)

2013-08-13 01:11 四个小麦品种进行复合式杂交选育，至1948年育成一个适合西北地区种植的优良小麦品种“碧蚂一号”，这是新中国在西北地区推广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16]


三、科技本土化的历程

上述的中国近代棉花品种驯化栽培和稻麦良种选育成果，显示了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证明了科学技术及其物化成果的“地域和”特性。一个国家不可能依靠全盘引进他国的现成技术而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其中关键的一个步骤是对引进技术进行适应性的“本土化改造”。日本在引进吸纳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本土化”问题，因此有的日本学者提出“技术风土论”，这正是对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最深刻的与归纳。

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在分析19世纪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原因时，尖锐地指出：“第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农业、、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而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17] 蒋先生又说：“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18]

为了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局面，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的近百年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代农业科学先驱者的努力与奋斗。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第一代是旧式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本身没有西方近代农学的素养，没有接受过西方近代的，但他们清楚地感受到了中国农业的落后。“他们只是从不同来源的分散的知识信息中，依稀地感觉到西方农学的先进。因此，他们所介绍的西方农学，是一种表象化的农业技术，或者说是一种被物化了的技术，比如农业和作物良种等等。他们还没有揭示农业科技与整体科技文化之间的关系，没有揭示近代农业与业的关系，没有揭示农业科学技术内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构。”[19]

第二代是早期学成回国的农科留学生。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农学事业的开创者。他们在农业教育、研究、推广等领域，奠定了近代农学的学术基础。他们几乎都参与了中国的农业教育研究机构的创建直至大学科系课程的开设，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农业科技史上“第一”，如第一个创办了某个专业，第一个开设了某门课程，第一个编写某部教科书，等等。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各项农业科技工作都处于初创阶段，国内的实验式农学体系还未建立，因此这一代人主要是将国外的农学知识介绍引进到中国来，他们主要利用过来的教材培养学生，科研上也多是照搬国外的做法，既少独创，又少切合中国实际。总之，在近代农业史上，第二代农学家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历史责任。

第三代是国内培养的农学人才为主，加上少数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农科留学生。这一代人承接了前辈的工作基础，无论在科研上还是人才培养上，都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他们在推动农业科技的本土化应用方面，在培养了解中国农业国情的专业人才方面，都写下了近代农学事业中辉煌的篇章。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第三代中国农学家在他们的事业认为黄金时期，很不幸地遇到了长达8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和紧接着的3年中国内部的解放战争。他们在战乱的颠簸流离的艰苦中依然执着地坚持教书育人，坚持科学研究，把农业科学的“接力棒”亲手送进了新时代。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1] 曹幸穗：《启蒙和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古今农业》，2003，2期。
[2] 沈宗瀚（1895~1980）,中国著名农学家。
[]3 沈宗瀚：《中华农业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页。
[4] 邹秉文（1893—1985），字应松，江苏吴县人，中国杰出的农业教育家和农学家。
[5] 邹秉文：中国农业教育，转引《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第94页。
[6] 董时进（1897—？ ），四川垫江县人，中国著名农业学家。1951年移居美国。1983年回中国省亲访问。卒年不详。
[7] 周邦任、费 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10月，第92页。
[8] 周邦任、费 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42页，附录二。
[9] 周邦任、费 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10月， 33。
[10] 过探先（1886—1929），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棉花育种的创始人，著名农业教育家。
[11] 唐启宇（1896—1977），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史学家。
[12] 唐启宇：《四十年来之中国农业教育》，《农业周报》，1935年第9期。
[13] 曹幸穗等：民国时期的农业，江苏文史资料第51辑，1994年，第114-116页。
[14] 丁颖（1888—1964），广东高州（今茂名市）人，中国水稻育种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
[15] 白鹤文等：《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45-50页
[16] 郭文韬等：《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163页。
[1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2页。
[1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3页。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19] 曹幸穗：《启蒙和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古今农业》，2003，2期。



From the Introduce into to the Indigenous: On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1911 to 1949 in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were divided five parts as follow: First,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dern sci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road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China; Second,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from 1912 to 1926;Third, the Indigenou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from 1927 to 1937;Fourth, the chang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on during the war from 1938 to 1949; Fifth, the heritag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Minggu government from 1911 to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