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2）(2)
2013-08-16 01:03
导读：雨量少、植物资源的相对不足以及地块零乱不整。由于黄土受侵蚀后形成直壁，所以在渭河流域和其它厚黄土地区往往沟壑纵横，其间只有一小块平地。至
雨量少、植物资源的相对不足以及地块零乱不整。由于黄土受侵蚀后形成直壁，所以在渭河流域和其它厚黄土地区往往沟壑纵横，其间只有一小块平地。至迟从周初起这个地区的人民将其称之为“塬”。仰韶农民就是在这零散的河滩、山岗上首次露面。仰韶文明赖之以发端的条件不仅不同于旧世界其它发明的地区，而且在这种小块土地上也不可能采用具有热带农业特征的“刀耕火种”、“轮作”等古典耕作方法。
这个地区最可宝贵的大自然的恩赐是黄土，黄土的价值弥补了这个地区所有的缺憾和不足。美国学家普姆皮利(Raphael Pumpelly)是一位杰出的具有感的黄土研究的先驱者，1904年他曾率领一支考古远征队来到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普姆皮利指出，黄土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的黄土：
“它的肥力似乎是用之不竭的。正如里奇瑟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说，这种性质部分是由于黄土的厚度和结构，部分是由于雨后，盐份通过腐烂的草茎留下的管道由毛细吸附作用带到地面积聚起来，部分是由于新鲜的土壤不断被风从内地带来。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多施肥料，但收获却一直不断提高，这个事实说明了土壤的自肥能力。也正是不断增加的稠密的限制了这些土地供养生命的巨大能力。”(128)
因为热带的“刀耕火种”方式如果土地不长期休闲肥力就不足，而中国的黄土高原具有著名的自肥能力，所以仰韶农业制度不是通常意义的“刀耕火种”，甚至在它创立之初也不是。
仰韶农民大概是先用火烧去杂草，再用石锄和石铲开垦处女地，他们也可能使用掘土木棒（14）。因为一开始没有经验，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在开出荒地之后紧跟着播种。可是他们可能不久就发现第一年的产量要低一些，第二年、第三年产量就多得多了。这是因为第一年土壤中的氮大部为各种微生物消耗了，而正是这些微生物使得植物残体腐烂。到了第二年，植物残体已经腐烂，微生物也转化为氮，这时就有了足够的养料供给农作物生长。这种不同产量的现象可能很自然地引导仰韶农民发现新开垦的土地应该休闲一年，从第二年起再种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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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猜想，仰韶农民初期没有经验，可能在一块土地上连年种植谷子。对保水性能好的黄土来说，连年种植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保水性能不太好的黄土，连年种植就可能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尤其是在降雨量不正常或严重干旱的年份，这不仅是因为土壤肥力减退，而且因为水份不够。减产或绝收的土地自然应该暂时休息一下。仰韶农民可能也认识到了如果休闲的地里长出草来，那么他们将前功尽弃。根据黄土的类型，这种不长杂草的土地可以在一、两年内保持足够的水份，使得种植得以进行。仰韶农民从经验上知道了定期休闲土地的必要性，因此诞生了他们原始的土地休闲制度。
典型的“刀耕火种”方式需要长期的休闲以储存土壤的肥力。仰韶方式则不同，它似乎只需要很短的休闲期以储存土壤中的水份。从农学基本原理看，仰韶短期休闲制度几乎同《诗经》和《尚书》中提到的陕西的休闲制度一模一样。周初著作中关于农田有三个重要的词，即：菑、新、畬。菑字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草字头， 中部为古代意为“带来灾害”或“杀害”的宇形，下部意指土地。从中国古代词源学家的各种注解中，我们知道菑有两个基本含意，第一，指在荒地开垦以后，草的残体还田的过程。第二，还不准备种植的头年荒地。因此，苗是由于草在地里腐烂所以要等一年才能种植的新开垦的荒地。因为《尚书》中提到菑的两章肯定是写于周初（114）， 那么这种最早的土地准备方式的出现无疑要比公元前1000年早得多。
新这个字指的是已准备好在第二年可以播种的土地。新从字面上理解是旧的反面，因为它是实际种植的新土地。畲字意指开垦后的第三年已整治得很好的土地，已很适于种植。这两个字历史上在中国诃源学家中从来没有不同意见。《诗经》中年代最早的一首诗，第275首诗中描述了在陕西谓河流域周天子的领地耕作的情形：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
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何文引的是《诗经》英译本，见（115）。上文引自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原诗最后还有三句，何文未引。——译者注)
在这首诗中反映的谷物只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土地上种植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古代词源学家对苗这个字的正确解释，第一年的土地还不准备实际种植。
土地休闲、耕种的三年循环期也反映在《周礼》关于土地分配制度的概述中。因为《周礼》中既有珍贵，可靠的周初史料，也有汉代时的伪窜，使得《周礼》中各个篇章段落的历史价值很不相同，因此每一段都应同周代史料加以对照。关于周代土地分配原则《周礼》写道：“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6）
周代很可能有这个土地分配原则，因为各种周代典籍都表明一个农户100亩土地是一个标准的土地分配单位。《周礼》中指出的休闲制度同《诗经》中提到的土地使用的三年循环期完全一致。甚至《周礼》对“不易之地”的旁注，不休闲连续种植的土地，也不会使熟悉黄土性质的农学家和东方的研究者感到惊奇，因为在近东史前时代有些土质很好的土地也能连续种植。
总而言之，从仰韶时代起，自给自足就是中国北方农业的根本特征，黄土高原更是如此。而对于中国南方的农业来说，则是由于人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保存并具有高度的生产率（100）。历史地看来，中国农业最为非凡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持久性，而这个持久农业的根源必须追溯到仰韶时代。
我们下面把注意力转向史前时代和有史时代早期中国的种植体系。植物栽培的起源长期以来一直是植物学家和地家的热门话题。对此西方虽有大量文献，但对于中国原产和首先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却未给予系统研究。由于巨大的和技术障碍，西方科学家对于大批关于粮食作物的中文文献知之甚少，而中国植物学家对此也缺乏系统利用。根据最近大量的考古学发现以及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我们能够讨论中国各种原产和引进农作物的起源，并可能对那些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的西方观点提出修正。谷子、稻谷、小麦、大麦、大豆、大麻和桑等粮食作物和用植物将依次进行讨论。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中国谷子是野生粟属(Setaria)和稷属(Panicum)的驯化种。主要有粟(Setaria italica)和黍、稷(Panieum miliaceum)。但是对于这种植物分类，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词源学家和草本植物学家当然不会非常清楚，可以说中国自从有史以来谷子的命名一直有些混乱。新石器时代的谷子一直称为粟，而在商代的甲骨文和《诗经》中主要的粮食作物又是黍和稷，可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和8世纪编纂的古书中，粟又重新占具了主要地位((12)：P123～135)。粟和黍、稷的地位的交替变化只能解释为命名上的某种混乱。
我们现在已经确切知道，粟在仰韶时代的黄土高原曾广泛种植。最重要的考古证据是在典型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半坡的几处窖穴里发现了成堆的粟壳。谷子的数量，大量农具以及完整的村落确证粟是一种由人种植和收获的谷物（14）。粟壳在陕西、山西南部的另外三处仰韶文化遗址和甘肃永清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也有发现。虽然史前谷子遗存发现多为粟属，但据报在山西南部荆村也有稷属谷子发现（80）根据表土列出的年表，半坡的谷子农业应开始于公元前5000年之后不久。
由美国植物学家单独进行的两个试验表明，在一般谷类作物中，粟的“蒸腾效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最耐干旱((107)：P180，表4)。虽然没有对黍和稷进行类似的试验，但它们的抗旱能力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