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农作物的驯化和栽培（(3)

    麦

    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多主张小麦起源于西亚，中国的小麦也是从西方传入的。日本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小麦可能是张骞通西域之后才传入的[59]。但随着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增多，国内也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小麦是独立起源的[60]。

    解放前曾在山西省保德县王家湾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印有某种类似麦粒和芒的痕迹，因缺乏科学的记录，未引起重视[61]。解放后最受人注意的考古发现是1955年安徽省亳县钓鱼台遗址出土的炭化麦粒。出土时，麦粒装在一个陶鬲中，呈青黑色，颗粒完整，共重900克左右。麦粒粗短没有稃，腹沟向两旁伸展，经小麦专家金善宝教授和南京农学院植物教研组鉴定为小麦栽培种。它比当地种植的现代小麦的籽粒略小，每粒平均长3．89毫米，宽2．68毫米(现代小麦平均长5．49毫米，宽2．9毫米)。这一发现曾当作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种植小麦的实物证据而引起国内外的重视。但是考古学家杨建芳先生著文指出，该遗址在地层上应有早晚之分，出土陶鬲的地层与龙山地层不属同一时期，盛麦的陶鬲也不是龙山文化的器形，而是西周时代的器形[62]。这样，小麦的时代最多只能定为西周。即使如此，这一发现对研究黄淮流域小麦种植的仍然有重要价值，对小麦是张骞通西域以后才传入中国的说法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此后，在60年代初，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颗粒完好的炭化小麦粒，不过其绝对年代却不超过距今3000年。1979年，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西北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的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小麦粒。经四川农学院农学系鉴定为普通小麦和圆锥小麦，其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图七)。与之相比，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的麦粒稍大，比较饱满。说明经过1000年左右的栽培，新疆的小麦品种已有明显的进化。1986年，在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中发现了大麦植株和穗子。与现在哈密地区普遍种植的大麦品种相比较，它们除穗子较短外，其他特征基本相似，说明有很近的亲缘关系，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3200年左右。这对于研究大麦的起源、和品种的演变，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并且由此还可看出新疆地区在我国麦类作物栽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63]。

    到了80年代，有关麦的研究才有较大突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李瑶教授于1985年和1986年两次在甘肃省民乐县六霸乡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麦、小麦、高粱、粟、稷等五种炭化籽粒。其中采集到的数百粒小麦籽粒，可分为大粒型、普通型和小粒型三种。大粒型平均粒长5．7毫米，宽3．75毫米，厚与宽接近，形状为椭圆形或卵圆形，胚部与腹沟都清晰可辨，籽粒尾端圆；普通型平均长4．9毫米，宽3．35毫米，厚接近于宽，籽粒形状为短圆形或卵圆形，籽粒尾端圆，胚部与腹沟清楚；小粒型平均粒长4．05毫米，宽2．95毫米，厚与宽接近，籽粒形状为短圆形或卵圆形，胚部与腹沟清楚可辨。这些麦粒均与普通栽培小麦粒形十分相似，属于普通小麦种(Triticum aestiuum)。可以看出它们当时是混合生长在一起的，植株有高有矮，穗头有大有小，很不整齐，是一种粗放耕作的原始种植业。出土的大麦粒呈纺锤形，两头尖，胚部与腹沟都很清楚，绝大多数为裸粒，平均粒长为5．21毫米，宽3毫米，厚与宽接近。它们与现代西北地区种植的青稞大麦形状十分相似，属于栽培型的青稞麦(Hordeum vulgare uar．nuda)。此外还可能有少数皮大麦和黑麦籽粒[64]。东灰山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5000年左右，这样就解决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是否种植小麦的长期争论，把我国小麦种植的历史推到5000年前，是我国近年来考古的一个重大收获(图八)。

小麦的种植到商周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甲骨文已有麦、来等字，并有“来麦”、“受麦”、“呼麦”、“告麦”、“田麦”、“登麦”、“食麦”等卜辞，可见当时中原地区对麦的种植是很重视的。《诗经》中麦字出现九次，仅次于黍、稷。《战国策·东周策》：“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推广小麦的种植，说：“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各地西汉墓中经常有小麦出土。对于“五谷”一词，历来众说纷纭，但不管汉儒的注释如何矛盾，其中必定有麦。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上面刻有五种嘉谷图，其中就有“嘉麦”，足以证明至迟到了西汉，麦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重要粮食。

    高粱

    高粱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高粱秆直立，叶片似玉米，厚而较窄，穗形有扫帚状和锤状两类，颖果呈褐、橙、白或淡黄色；种子为卵圆形，微扁，质黏或不黏；性喜温暖，抗旱，耐涝，我国南北均有种植，以东北各地种植最多。农学界多认为高粱原产于非洲中部，而我国文献记载直到晋代才有“蜀黍”一名[65]，唐代才有高粱的名称。据陆德明《尔雅释文》载：“按萄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以种来自蜀，形类黍，故有诸名。”因此，过去很多学者都认为我国的高梁是魏晋时期才从国外引进的。但是，解放后在辽宁辽阳三道壕、陕西西安市郊、河南洛阳烧沟等地西汉村落、墓葬中发现了高粱籽粒，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高粱。1957年还在江苏省新沂县三里墩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炭化高梁秸秆和叶片，标本是经过南京农学院农学系鉴定的。于是人们又到文献中查找汉代以前是否有高粱的其他名称。有的学者认为古文献中的“粱”、“膏粱”、“秫”、“粱秫”等都是指高梁[66]，有的则认为“粱”指的是一种品质优良的粟类作物[67]。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这个问题有待农史学家继续研究，考古学家们更关心的是地下实物。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山西省万荣县荆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过高粱，因是孤证，人们总是有所保留。而50年代的一系列发现的时代均在战国以后。中国新石器时代是否已经种植高梁，学术界始终持怀疑态度。70年代在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第三期房子中出土了一瓮仰韶文化时期的炭化粮食，经李瑶教授通过对其外表形态观察判断，认为是高粱米[68]。但是后来黄其煦先生对标本用灰像法进行观察，并未发现高粱的灰像，因此认为大河村的是靠不住的[69]。这样一来，不但对大河村的高粱予以否定，而且也对荆村高粱的可靠性和科学价值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出现转机。1980年初，在陕西省长武县碾子坡遗址的先周文化层中发现了3000年前的炭化高粱，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为未去皮的高粱籽粒。这样就把高粱种植的历史大大推前了一步。更为珍贵的是前述李瑶教授等人1985年和1986年在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发现的5000年前的炭化高梁，其形状和现代高粱相同，接近球形。以20粒平均数计，粒长3．8毫米，宽3．2毫米，厚与宽同。炭化籽粒中有一些破损，有一些胚部可鉴，比较完整，经鉴定是中国高粱较古老的原始种(图九)。这两处重要发现再次填补了中国农业考古上长期留存的空白，使人们对过去荆村的发现给以重新评价，也使主张中国高粱独立起源论的学者信心倍增。当然，要解决中国高粱起源于何时何处的问题，目前还为时尚早。但中国种植高粱的历史可以早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看来是难以否定的。

高粱的种植到了汉代有较大的发展，这从辽宁、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江苏和广东的汉墓中都有高粱随葬可以得到证明。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汉墓出土的陶仓上经常书写“麦万石”、“粱万石”、“豆万石”之类文字，这显然表明地主阶级对财富的贪婪占有欲，死后还幻想挥霍大量粮食。但有意思的是，将写有“梁万石”陶仓里的谷物送到河北农学院鉴定，竞发现是高粱[70]。可见，汉代文献中的“粱”有可能是指高梁。于是，本来应该由农史学家们去解决的高粱名实之争，由于考古资料的发现，却使考古学家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