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 (1)(4)
2015-03-03 02:04
导读：关于人口在无障碍条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这有较为充分的 理论 和事实根据。从简单推理上说，只要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经是一倍
关于人口在无障碍条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这有较为充分的 理论 和事实根据。从简单推理上说，只要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经是一倍了。按照这样的出生率，如果是2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30年增加一倍。在 中国 农村 ，男女青年20岁左右结婚，每对夫妇生3—5个成活孩子，几千年来都是极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国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在无重大的战乱、饥馑、瘟疫和 社会 制度制约（如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正常太平情况下，人口每20—30年增长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今国情的。如1949年结束战乱后的新中国，当时人口四亿多，30年后的1980年便是八亿多，正好是30年增长了一倍。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关于人口 自然 增长率的思想是对人口运动自然 规律 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具体到人口“每20—30年增加一倍”的观点，后世学者们除了带有阶级偏见的批判外，在此 问题 上却尚无比前人更进一步的 研究 。
（二）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中，还谈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增长过多会引起人口质量的下降，“人多而气分，赋禀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他认为农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长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经商挑担无一中用者，多则气薄也”。他还举例说：“徽六邑，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故人多于他邑，而愚于他邑，贫于他邑”（《乙丙日记》卷三）。
他讲的“气”、“赋禀”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质，也包括文化知识等精神素质的 内容 ，总起来讲就是人口质量。他把那些欢迎和参加太平军的农民也叫作“愚”，认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质低劣的表现，这反映了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认识到了在一定的 经济 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人口数量和质量成反比例变化的辩证关系，这一点是有一定的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提倡晚婚和优生
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倡导晚婚的人之一。他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乙丙日记》卷二），“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乙丙日主》卷三）。在当时封建的中国农村盛行十多岁就结婚生育风俗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已经够大胆气派了！他谴责当时中国农村中广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乙丙日记》卷三）的陈规陋习，劝说人们不要十五六岁就结婚，更不要十多岁就生育子女。他还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乙丙日记》卷二），目的是要防止这些鳏夫、寡妇娶嫁之后又生育孩子，增加人口。
为了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铎还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乙丙日记》卷三）。溺婴无疑是一种极其残暴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汪士铎的这一主张中还是反映出了他提倡优生的思想。
（四）使用药物的节育措施
在汪士铎所提倡的节育措施中，有一种是使用药物的办法。他要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乙丙日记》卷二），从而达到节育、堕胎和减少人口的目的。他并且还提出了独生子女的主张，说：“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乙丙日记》卷三）。使用避孕和堕胎药物，是一种能减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 方法 ，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五）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富民思想
汪士铎说：“治民须欲民富”（《乙丙日记》卷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存在，在两千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汪士铎这里本是毫无足道的。但汪士铎把富民问题和人口问题联系了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举例说明人多的地方总是较人少的地方穷。治民要富民，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铎认为富民的前提是要减少人口，“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乙丙日记》卷三），多少应该与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相适应。他的逻辑是，只有适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国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问题还是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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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陈嘉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