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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1)

2015-03-01 01:01     华南的 农村 社会 史 研究 ，如果从20世纪上半叶陈翰笙、林耀华、傅衣凌等先生的经典研究算起，至今也有七十多年了。经过半个多世纪海内外学者的努力，华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应该是 目前 中国 区域农村社会史研究中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之一。本文尝试着把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历程放在学术 发展 的脉络下进行简要回顾。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笔者的学识及资料的不足，本文对前辈时贤成果的理解恐有谬误，对许多学术史上的重要作品定有遗漏，万望方家批评指正。[1] 
  
一、           经典与传统：20世纪上半叶的华南农村社会史 
  
较早对华南农村进行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他们当时虽然关注的是华南农村的现实 问题 ，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已成为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华南农村社会的经典，并深深地 影响 了后来的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 
著名的 经济 学家陈翰笙先生是较早进行华南农村社会研究的学者之一。1933年，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 科学 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组织了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调查结束后，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1934年由上海中山文化 教育 馆出版。1936年，陈翰笙用 英文 写成的《中国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一书在纽约出版。[2] 陈翰笙是比较早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 指导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陈翰笙及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十分重视用社会学的 方法 进行科学地调查与研究，形成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中国农村研究学派”。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葛学溥是最早研究华南农村的人类学者（Daniel Harrision Kulp，又译为库珀），1920年代，他依靠自己和学生对潮州凤凰村的调查，写成了《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描述了潮州农村社会的 政治 、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 分析 了华南的家族。[3]林耀华先生是研究华南宗族问题影响较大的另一位学者，[4]他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学者研究汉族家族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他的小说体裁的人类学作品《金翼》影响深远。葛学溥和林耀华的著述成了很长时期内海内外学者了解中国宗族问题的基础读物之一，功能分析方法也成为宗族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 
综述二十世纪初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还应该溯及著名 历史 学家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民俗研究及其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积极作用。1927年，顾颉刚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与何思敬、钟敬文、容肇祖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开展学术活动。1928年傅斯年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三十到四十年代，华南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局面。在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岭南大学的陈序经的积极推动下，广东的学者深入到华南农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广东的人类学和民族学逐渐形成规模。 
历史学界较早涉及华南农村史的当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但比较系统的研究还应该从傅衣凌先生算起。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并受到人类学家弗雷泽名著《金枝》的影响，重视对民间 文献 的收集和关注基层社会。他早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华南农村社会史的著作，[5]在这些著作中，傅衣凌先生对福建和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强调应该从社会经济的层面分析佃农经济与抗租斗争。他大量使用当时学术界不很重视的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地方史料，对史学界较少关注的佃农经济、租佃斗争、乡族组织等问题进行论述，考察所谓的“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旨趣。  中国大学排名
    今天看来，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南的农村社会研究，虽然历史学在其中不为主流，但无论是顾颉刚、容肇祖等人的民俗研究，还是后来杨成志、陈序经等人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都体现着历史学与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特点。这一事实，使后来的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一直有个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传统，对于后来历史学者的学术风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二、社会经济史：区域取向与探索
一、       社会经济史：区域取向与探索
 
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是政治史范式之下的研究，[1]但是，或许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华南地区的历史研究较少受缚于政治史范式。50至80年代，华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镇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早在三、四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文献和倡导关注基层社会的“社会经济史”，解放后，他和他的学生以厦门大学为中心，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收集福建地方文献，并对福建的农村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傅衣凌先生以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认识，提出了“乡族理论”，很长时期内指导着福建乃至华南地区的农村社会的研究。同时，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也开始开展福建历史研究。[2]1949年，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就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任系主任，在中山大学建立社会经济史学科，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提倡关注农村与国家关系，广东农村社会史的研究也在汤明檖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史学界经济史研究成为主流，广东和福建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1985年、1987年分别出版了《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3]、《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4]和《明清福建社会与农村经济》[5]三本论文集。这三本论文集可以说是此一阶段福建和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缩影。1987年，傅衣凌在深圳主持召开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次会议，以区域研究为主题，以广泛利用地方档案、民间文书、社会调查等资料为特色，体现了学术界的取向，也体现了华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水平和成绩。
20世纪60、70年代也是美国汉学界开始摆脱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开始注重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及动力的时期。一些比较年青的学者，以魏斐德(Philip A. Kuhn)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为首，开始 应用 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理论来探讨县政府以外的农村世界。[6]魏斐德和孔飞力的研究，从更广阔的社会史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注意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及其反应出来的社会结构，开启了美国对中国研究的社会史的风气。
20世纪50—80年代，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问题意识由政治色彩较强的“商品经济·地主制论”转向“乡绅论”、“国家论”、“共同体论”等与区域社会经济史密切相关的问题，至80年代，“地域社会论”被正式提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在地域社会研究的潮流下，日本学界对华南的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
总体说来，50—90年代，无论大陆还是海外的关于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是在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向和追求下进行的，这一研究取向实际上一直贯穿至今。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华南农村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农业商业化与农村商品经济、土地和租佃关系、赋役制度、宗族等方面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限于篇幅，下文只能择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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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商业化、宗族与土地制都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叶显恩、刘志伟、谭棣华、黄永豪、伍若贤等人的论著表明，[7]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生态、 交通 条件和人口的压力、国际市场扩大等多种因素，从明中叶起，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沙田的开发与宗族制和商业化相互促进，珠江三角洲土地所有制以乡族集团地主所有制为特点。
叶显恩、谭棣华专门论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8]黄国信依据广东的资料，明清时期广东地区以“镇”命名的聚落基本上仍以军事职能为主。在明清时期的广东，担当起江南市镇职能的聚落是“墟”。[9]刘志伟认为，清代广东商品经济出现质变的重要 内容 是对外贸易转为以出口为基调，各级市场联成统一的有机体，商品生产主要以市场创造的条件获得了新的发展。[10]陈春声对广东粮食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运用数理统计的办法，通过 计算 近十万个粮价数字，来论述18世纪广东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认为18世纪的岭南市场整合可以与同时期的法国相媲美，[11]陈春声并与刘志伟指出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即农户活动的非市场导向与整体经济活动的非经济导向。[12]陈铿、徐晓望、戴一峰等人则对福建农村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
福建的学者在收集土地契约，探索土地租佃制度方面用力颇深。建立在大量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基础上，杨国桢于1988年出版《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他深入地研究了明清南方特别是福建复杂的土地租佃关系，对明清土地制度和契约关系的发展、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等历史过程有清晰的论证，并运用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对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乡族所有、私人所有”的三重结构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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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三角洲赋役制度因为和宗族、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素为社会经济史学者所关注。叶显恩、谭棣华认为，清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豪族赋役征解的变化，标志着宗法势力的日益强大。[13]刘志伟比较详尽地考述了一条鞭法前广东里甲赋役制度，认为此对所谓广东最早实行摊丁入地的说法，应当慎重。刘志伟还阐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户”的演变及其反映出来的地方社会经济结构变动。[14] 福建的赋役制度以陈支平为用力最多。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他的《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一书，虽然探讨的是全国性赋役制度，但多以福建的情况为背景。黄山书社2004年即将出版他的《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该书依据了大量福建民间文书，探讨了包括户籍、易知由单、自封投柜制和民间负担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广东福建地区的宗族研究长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是学术水准比较高的领域。厦门大学的学者则在傅衣凌先生的“乡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福建的宗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5]郑振满发表系列论文，剖析了闽北乡族经济的形态、结构、所有权关系及发展历程。[16]陈支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包括福建家族制度的发展、祠堂与族谱、族产与义田、等丰富多彩的内容。[17]199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支平《福建族谱》一书则深入分析了福建族谱修纂的历程、种类与格式、修纂与管理、族谱家法、序跋题词的装饰炫耀、祖先的寻觅与塑造、渊源的追溯与合流、异姓的联系与合谱、神明的崇拜与创造、客家族谱等问题。 
广东的宗族研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叶显恩、韦庆远以族谱资料为基础，阐述珠江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与商品经济是互相适应的。[18]叶显恩对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法制进行比较，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则因明代中期后商业化的发展而转向发挥经济功能，宗族的经济功能是商业行为，而不是徽州的道义经济。[19]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陈春声对清代广东仓储制度的研究也显示出，清代广东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过程。他系统地考察了清代广东的常平仓、社仓、义仓三大仓储制度的运作，认为咸丰以后，绅士自办的义仓的兴起，反映了基层社会控制权下移的过程。[20] 
 
 




[1]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2]这一时期关于福建农村社会史辑录的资料主要有：傅衣凌、陈支平编《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1—11）》，《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杨国桢编《清代南平小瀛州山契辑说》，《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杨国桢编《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一）（二）（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3期，1982年；杨国桢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唐文基编《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4]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5]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人民出版社，1987年。
[6] 参考 科大卫（David Faure）：《告别华南研究》，载《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论文集》，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编，（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孔飞力：《中华晚期帝国的叛乱者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7]刘志伟：《简论明清时期广东沙田的所有权》，《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1期；（美）伍若贤：《清代民国珠江三角洲的乡族田与二路地主》，《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赵令扬、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土地问题》，《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刘志伟：《宗族与沙田开发——番禺沙湾何族的个案研究》，《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年第6期；叶显恩、林燊禄：《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与宗族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8]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9] 黄国信：《明清广东“镇”之考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刘志伟：《试论清代广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1] 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陈春声、刘志伟：《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3]叶显恩、谭棣华：《关于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宗族的赋役征收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
[14] 刘志伟：《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广东地区赋役制度考述》，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广东摊丁入地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清代前期广东地区的里甲差役及其改革》，载《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
[15]郑振满是研究福建家族组织极富成就的学者，关于他的研究，本文下面将介绍。
[16]郑振满：《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明以后闽北乡族土地的所有权形态》，《平淮学刊》第5辑；《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
[17]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18]叶显恩、韦庆远：《从族谱看珠江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学术研究》1997年第12期。
[19]叶显恩：《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法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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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陈春声：《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中国史研究》1989第3期；《清代广东的社仓》，载《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士绅与清末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咸丰以后广东义仓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 就笔者掌握的情况看来，研究华南农村社会史成果最为集中的是广东和福建两省，因此，本文主要综述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研究，且由于对境外资料掌握的困难，本综述将以大陆学者的研究为主，兼及港台及海外学者；本文综述的研究一般只到2000年为止，但亦兼及2000年以后作品。特此说明。 
[2] （Chen Han-Seng）：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n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中译本《解放前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3] 该书为英文。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4]林耀华先生研究华南宗族的作品主要有：《金翼》，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5]此一阶段傅衣凌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年出版）、《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佃农风潮》（《社会科学（福建）》第3卷，第3-4期，1947年12月出版）等等，傅衣凌并编有《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汇编》（出版地点不详，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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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黄志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