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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1)(2)

2015-03-01 01:01 三、 历史 人类学：视野、 方法 与制度
 
20世纪50—80年代，受 政治 因素的 影响 ，海外学者基本上无法进入大陆开展学术 研究 ，香港和 台湾 也就成了海外学者了解大陆汉人 社会 的窗口和“实验场”。其中，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关于 中国 宗族 问题 的研究影响最大。弗里德曼注意到了广东、福建地区宗族和村落相结合的现象，提出了关于中国宗族的 理论 模型。弗氏认为，华南社会结构是以宗族和地方社会的结合为基础组织起来的。[1]几乎同时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华德英（Barbara Ward）也开展了一系列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她提出颇具解释力的社会认知(social consciousness)模型。[2]
此一时期，海外学者进入香港和台湾开展田野调查对香港和台湾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1950年代开始，台湾一些人类学家开始研究台湾本土社会，但真正推动对台湾土著社会研究的还是1972年张光直主持的“台湾省浊水、大肚两溪流 自然 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简称“浊大计划”。[3] 
实际上，尽管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影响很大，但弗里德曼对广东和福建宗族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功能学派的观点进行 分析 ，研究中国汉人宗族的目的是为了与研究非洲部落社会的学者对话，因此，后来学者批评其研究对中国宗族本身的系谱和文化特点把握不够。比较著名的对弗氏理论进行批判的是陈其南，他提出宗族以“房”为中心的理论，认为“房”的观念才是厘清汉人家族制度的关键。[4]陈其南的批评代表了一部分研究台湾和香港新界社会学者建构“本土化”理论的努力。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与非洲等其他非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是个有着很长时期国家制度和 文献 典籍记载的国家，因此，他们开始重视对中国典章制度的分析与田野调查经验的结合。[5]最为经典的应该说是华琛（James Watson）关于天后信仰的研究。华琛通过研究香港新界沙岗天后庙，提出“神明标准化”的概念，即国家通过敕封地方神来实现对地方神统一化，从而使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贯彻到地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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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至20世纪70年代，香港、台湾及海外学者在新界和台湾的研究已经开始努力 发展 出对中国传统社会理解的具有本土意义的理论和概念，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相当紧密，初步形成有关中国 农村 社会研究的新范式。 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他们逐渐把研究的眼界扩展到大陆地区，与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一批学者合作进行华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
1985年，科大卫、萧凤霞(Helen Siu)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春声、刘志伟等人就开始合作研究。后来，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一些有共同兴趣的海外学者和大陆学者进一步整合，形成比较固定的研究方法和有特色的计划。参与这一计划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为了找到共同关注的问题，整合研究计划，他们采用了田野工作坊的形式。他们以民间宗教为切入点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宗教学，关注诸如国家透过什么制度和形式进入乡民社会等问题，开创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新气象。[7]
在合作研究过程中，一批研究华南的学者逐渐形成一个有共同学术旨趣的学术群体。[8]建立在前期比较扎实的对本区域社会 经济 史的掌握基础上，秉承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群体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重视王朝典章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
这一颇具特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可从最近他们发表的关于乡村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文章得到反映。刘志伟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户籍制度、族群问题，都展现了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历史研究需要考察和反省这个“结构过程”（structuring）。[9]陈春声、陈树良分析潮州东凤村一个原本杂姓聚居的村落逐渐演变为单姓村落的历史过程，认为可以将农村故事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对农村故事的解析，实际上也可视为重新建构农村历史的过程。[10]陈春声通过对樟林这个村落历史的考察，表达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他认为，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而将农村置于地域社会的脉络之中，对更深刻的理解农村的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上重要的意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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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弗里德曼提出他的宗族理论后，关于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汉学界的热门课题。郑振满在一系列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专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 教育 出版社1992年）。该书是国内研究家族组织相当出色的著作，书中在大量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揭示了家庭与家族之间的演变过程，并以家族组织的探讨为核心论述了明清福建社会宗法伦理庶民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变迁趋势。
刘志伟和科大卫的系列研究则在郑振满的基础上，基本上超越了功能学派观点，科大卫指出，弗里德曼模型中，宗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联系显得相当抽象，必须引入“入住权”的概念，农村就是有入住权的群体，村民就是有入住权的人。[12]科大卫与刘志伟合作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一文则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们对珠江三角洲宗族问题的看法，认为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应该超越“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是宋明 理学 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13]
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是任何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史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前面论及的陈春声、郑振满、科大卫和刘志伟等人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点。刘志伟长期从事里甲赋役制度的研究，他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一书采用的是制度史的区域研究与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社会史视角结合视角。[14]刘志伟详尽地论述了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的变化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过程，他始终把王朝制度变迁看成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对话过程。陈春声则考察了明末清初潮州地区近二百年间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指出在国家正统性不明确的情况下，地方社会对“盗”的看法是复杂而多元的，所谓“倭寇”与“迁海”等与朝廷政策相联系的问题，其背后反映的是地方社会整体的转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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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地域社会的历史也是王朝的历史，两者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在具体的社区空间中体现出来。刘志伟认为，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区”和“民田区”的区分，不仅是一种土地形态和地理上的区分，更应该看成是在地方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地方政治格局、一种身份的区分，乃至一种“族群”的认同标记。[16]地域社会中的“中心—边缘”关系，既是王朝国家体制下的“中心—边缘”关系的表现，又是一种特定的地方性政治经济格局。[17]萧凤霞考察了中山小榄的菊花会，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边缘村落演变为财富和文化的“超级中心”（super-centers）是同宗族的剧烈分化和重组相联系的，虽然也存在一个市场 网络 ，但它在区域的动态变迁中并不是首要的决定因素，而是受宗族的分化与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制约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诸如菊花会这样的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的意义。[18]
    民间信仰是华南社会史研究比较深入的领域，也是国际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领域。相对边缘的华南地域社会如何融入大一统的中国范畴，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学者们力图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来回答这个极具魅力的课题。前文已述及的华琛（James Watson） “神明标准化”的概念，即国家通过敕封地方神来实现对地方神统一化，从而使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贯彻到地方。宋怡明（Michael Szonyi）则以福州地区的五通神为例，对华琛的观点提出修正，指出正统化的神用到地方上面，不一定改变乡民对神的概念。[19]科大卫通过考察北宋到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演变,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20]刘志伟认为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既是标准化神明信仰地方化的过程，也是地域社会在文化上进一步整合到大传统中的过程，两者相互渗透。[21]陈春声重点研究了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以及三山国王信仰，他考察了宋代至清代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出现和流播的历史，指出这个历史过程和潮州地区农村社会逐步融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是相一致的，这个过程，又可能被当地士绅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22]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神明信仰也是地域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结构的表达和象征。陈春声与陈文惠的研究表明，神祈信仰、神庙兴建、庙际关系等传统民间宗教活动都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地域社会的性质、结构、内部关系和外部环境及其变迁。[23]建立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郑振满通过考察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系统和祭典组织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指出神庙祭祀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制约，祭祀圈不仅仅是台湾汉族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遍现象。[24]陈春声研究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关系，探讨了清以前大陆原乡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关于三山国王信仰的不同传说和解释，以及这些传说随着广东客家人移居台湾，在当地流播和变化的状况。[25]
     总结 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人类学尽管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但是，历史人类学的开展实际上扎根于20世纪初华南地域社会研究中的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开展时的多学科传统。另一方面，历史人类学对王朝典章制度的强调和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则表明历史人类学与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的探索与追求一脉相承。
 
    总的说来，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在陈翰笙、傅衣凌、梁方仲等前辈学者开拓下，无论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还是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开展的具有历史人类学色彩华南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展望今后，未来华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展课题，积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力争形成具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农村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流派。
 
 
作者简介：黄志繁（1972——），男，江西石城人，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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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the Athlone P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6;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Athlone P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1958;中译本《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Barbara Ward, Sociological Self-awareness: Some Us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s, Through Other Eyes: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Hong Kong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1985.
[3]  参考 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96—106页。
[4]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兼论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家族研究》，载《家族与社会》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0年。
[5]主要有华琛（James Watson）、武雅士（Arthur P. Wolf）、桑格瑞（P.Steven Sangren）、华德英（Barbara Ward）、日本的田仲一成等人。
[6]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960-1960,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l,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lmperial China,pp.292-3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参考张小也：《人文学者的工作坊》，中华读书报， 2002年5月22日“文史天地”栏。
[8]关于他们的合作研究历程，可参考蔡志祥《华南：一个地域、一个观念和一个联系》、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和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均载于《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论文集》，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编，（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9]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0]陈春声、陈树良：《乡村的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历史记忆问题》，《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1]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农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2]刘志伟：《宗族与沙田开发——番禺沙湾何族的个案研究》，《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Liu Zhiwei,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in Helen Siu & David Faure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中华谱牒研究》，上海 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科大卫的文章分别有：Village Accounts，a Preliminary Study，Proceedings of the 1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n Studies， Hong Kong：Asian Research Sevice，1986；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of HongKong,Hong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The Lineage as Business Company：Patronage Versus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 Business，Reprinted from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mic History January 5-7，1989.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Taipei；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Vol.15 NO.1, January,1989；《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的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 期；《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等。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13]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4]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农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16]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7]刘志伟：《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格局下的沙湾社区》，《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8]萧凤霞(Helen Siu)：《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传统的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一期，2003年4月；Helen Siu， Recycling Traditio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s of South China,S.C.Humphreys ed. Culture of Scholarship,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19] Michael Szonyi,“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Cult of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6,No.1,F eb.1997,pp.113-135.
[20]科大卫（David Faure）：《明嘉靖初年广东提学魏校毁“淫祠”之前因后果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载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科大卫另有 英文 论文论述这一过程，见David Faure，“The Emperor in the Village：Representing the State in South China”，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Editde by Joseph P.Mcdermott，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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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志伟：《大族阴影下民间祭祀：沙湾的北帝崇拜》，载《寺庙与民间文化》，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95年。
[22]陈春声：《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官员、士绅与“正统”神明的地方化——潮州地区双忠公崇拜的研究》，载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版；《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3]陈春声、陈文惠：《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为中心》，《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陈春声、吴雪彬：《天后故事与社区历史的演变——樟林四个天后庙的研究》，《潮学研究》第八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24]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神庙祭典与社区空间秩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载《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5]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中央研究民族研究所集刊》第50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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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黄志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