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二） (1)(4)
2015-03-03 02:05
导读：中国 人口素质逆淘汰 问题 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认为，如果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因为事
中国 人口素质逆淘汰 问题 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认为，如果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因为事业的缘故不愿多要孩子，往往只生一个就已满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大有人在。这样就带来了严重的反选择、反优生的后果：高智能阶层的后代不断减少，这样势必拖住整个种族进化的后腿。虽然他没有用"逆淘汰"一词，但"反优生"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有些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 农村 人口多生这种二元化的生育格局似乎在制造人口素质结构性下降的悲剧。显然，其时人口学界还没有普遍关注这个问题。1987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对此问题不置一词似乎就足以证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开"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 科学 研讨会"时，已有多位学者讨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如此看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应该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笔者同时在《 社会 学 研究 》撰文讨论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周孝正认为：所谓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笔者则认为，"人口逆淘汰"指的是总人口中低素质以及零素质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质量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穆光宗1990）。
事实上，"逆淘汰"一词源出高尔顿。高尔顿在接受达尔文 自然 选择的生物进化 理论 后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高尔顿的研究中，当时他注意到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定义为： 现代 文明社会，包括科学技术、 法律 、宗教、伦理道德等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一些被认为身心俱健的"适者"能生存繁殖，同样使一些被认为应是属于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生存甚至繁殖的机会，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被淘汰的弱者，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不良基因的遗传频率，最终严重地削弱人类的遗传素质（赵功民1992）。在过去的10年中，人口学界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陈剑1992）；第二种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戴星翼，侯东民1992）。第三种则认为，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但从局部看，"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当熟视无睹（穆光宗1991，1995）。具体来看，这三种代表性观点的主要 内容 如下：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可以分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陈剑认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自身素质的差异和外界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由于农村妇女生育水平比城市高，长期下去就会形成一种不利的人口结构，即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下降了，不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农村人口比重则提高。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则是指由遗传素质差异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遗传生理缺陷的父母越能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健全的父母则限定在严格范围内。陈剑强调了三点：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应当引起关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三是由身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笔者认为，将生育率的差异当作人口素质的差异不仅是一种牵强的看法，而且是一种静态的封闭人口的错误假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城乡生育率存在着二元化的格局，但农村人口、农民人口的比例却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显著地下降。再者，极其个别的因为遗传生理缺陷而多生一胎的现象虽然曾经存在过，但其负面 影响 被夸大了。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人口素质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就好象当年的堂吉柯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似乎是杞人忧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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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穆光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