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来江南农业的生态适应性(1)(4)

五、生物环境的 影响

最后，从生物环境 分析 。吴江位于太湖之滨，湖荡星罗棋布，水面辽阔，尤其是濒临太湖的西南地区湖荡密布，西部和南岸分别以长漾和麻漾两大湖荡为中心分布有众多的大小湖荡，頔塘、麻溪和烂溪等主要河道也集中于此。并且，自唐中叶吴江塘岸筑成，其岸西便随着淤滩的逐渐涨出而 发展 成许多溇港。至明代，自北往南在太湖与吴江运河北段和頔塘之间分布有许多纵向的小渠，称为“溇”或“港”，南岸的溇港尤其密集，其相距仅一二里，北起大浦港，西南至胡溇有72条直通太湖的河道，即所谓“震泽七十二溇港”。西南地区辽阔的水域面积，为湖荡和水道养鱼提供了十分良好的环境。唐代内塘养鱼兴起，主要养殖品种有青、草、鲢、鳙、鲤。明代对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已有较完整的饲养 方法 ，而种桑和养鱼却构成了一个十分良好的生物生态结构， 现代 称之为桑基鱼塘系统。食物链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通过初级生产、次级生产、加工、分解等完成代谢过程，完成物质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桑基鱼塘构成了比较典型的水陆交换生产系统(见图1—3)，明代以来吴江西南地区桑树的广泛种植，基本形成了这种多目标的生产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桑树通过光合作用生成有机物质(桑叶)。桑叶喂蚕，生产蚕茧和蚕丝(生物工艺的物质转化)。桑树的凋落物、桑椹和蚕沙，或者直接返回桑基为桑树提供养分；或者施撒到鱼塘中，能使塘中有机质增加，有利于各种浮游生物、节肢动物繁殖、生长，为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饲料，经过鱼塘内这一食物链过程转化为鱼。鱼的排泄物及其他未被利用的有机物和底泥，经过底栖生物的消化、分解，取出后可作为混合肥料返回桑基，培养桑树。这一生产体系无论从 经济 上或农业环境上都是十分合理的，而明代以来吴江桑树种植地区的经济大体具备了这一 内容 。他们以蚕沙和河泥为肥料培养桑基，“桑之下……以蚕沙……以沟池之泥田之肥土”[39]。蚕沙是养蚕的副产品，是蚕粪残桑和干燥材料等的混合物。饲养一张蚕种一般可得新鲜蚕沙五百至六百斤。蚕沙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氮、磷、钾等营养元素。一般蚕沙中含氮1．45％，磷0．25％，钾0．11％。因此，无论是直接将蚕沙返回桑基，还是撒入鱼塘都是十分经济的。河泥为河网地区桑基常用的泥土肥，历来受到重视，古人有“桑不兴，少河泥”的说法。河泥一般于秋冬季节铺施地面，以后结合耕地翻入土中；夏秋季节施用水河泥，则能起到保墒防旱，提高秋叶产量和质量的作用。1920年“江苏省立育蚕试验所关于吴江县栽桑调查报告”就明确指出：“施肥：河泥，……大都春秋行二回施肥。”[40]河泥不仅能给桑基增加养分以供桑树吸收，而且还给桑地填回新土，补益一年来雨淋土剥的损失，以及使土壤疏松以抵抗旱涝。因此，同属太湖南岸的湖州地区特别强调“罱泥”对桑树的作用[41]，吴江地区的情形应大体相同。

关于明代以来江南经济的发展，中外学者都热衷于从 社会 或经济的角度加以探讨，尤其强调人口压力这一外在的因素，这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发现明代以来吴江农业结构的转变，是适应当地农业生态环境的变化的结果，而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正是在农业结构转变的基础上发生的。从明代盛泽绸市的脱颖而出，到今天盛泽东方丝绸市场的独领风骚，丝织业的生产和贸易长达五个世纪的繁荣局面，完全是以明代以来其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依托而形成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不无启发，即建立一种适应于当地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是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1]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2]  范烟桥：《吴江乡土志》民国六年。

[3]  光绪《同里志》卷八《物产》。

[4]  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卷一《市镇》。

[5]  乾隆《震泽县志》卷一《疆土》。

[6]  乾隆《盛湖志·序》。

[7]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8]  范烟桥：《吴江乡土志》民国六年。

[9]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

[10]  《吴江县蚕桑改良区二十三年工作报告》，江苏省建设厅：《江苏建设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蚕业专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

[11]  沈云：《盛湖竹枝词》卷下。

[12]  [明]庄元臣：《闵农》，道光《震泽镇志》卷十三《集诗》。

[13]  嘉靖《吴江县志》卷十三《风俗》。

[14]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

[15]  《吴江县蚕桑改良区二十三年工作报告》，江苏省建设厅：《江苏建设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蚕业专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

[16]  吴江县农民协会：《吴江县蚕桑情况调查》(1950年3月)，《江苏 农村 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1952年。

[17]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

[18]  光绪《周庄镇志》卷四《风俗》。

[19]  道光《黄溪志》卷一《土产》。

[20]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乙2—2·57。

[21]  [明]王鏊：《震泽编》卷三《风俗》。

[22]  弘治元年《吴江县志》卷六《风俗》。

[23]  [康熙]翁澍：《具区志》卷十四《灾异》。

[24]  邹逸麟：《 中国 历史 地理概述》第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5]  龚高法等：《18世纪我国长江下游等地区的气候》，《地理 研究 》1983年第2期。

[26]  [明]王鏊：《震泽编》卷三《土产·风俗》。

[27]  [明]王鏊：《震泽编》卷三《土产·风俗》。

[28]  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19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29]  [清]《儒林六都志》上卷《土田》。

[30]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1]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2]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3]  道光《平望志》卷首《凡例》。

[34]  乾隆《吴江县志》卷一《疆土》。

[35]  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36]  [明]沈*[啓去口加山]：《吴江水考·水道考》。

[37]  1994年《吴江县志》第133页。

[38]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9]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40]  《江苏实业月志》第15期，第57页，1920年。

[41]  详见《沈氏农书》之《运田地法》，[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上卷，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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