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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江南农业的生态适应性(1)

2015-03-11 01:04

——以吴江县为中心

传统 时代 ，农业为其 经济 核心，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前提；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又是农业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明代以来，吴江地区的经济 发展 ，正是在农业种植结构由粮食独重转变为粮桑并重的前提下发生的；种植结构的转变也是由包括气候、土壤、生物等因素在内的农业生态环境的转变引起的。
明代以来，江南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的格局愈加不可动摇。江南经济的发展是包含了商业、手 工业 和农业在内的综合发展，其中农业又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因此探讨江南农业发展水平，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局限性。以往相关的 研究 ，较多地集中在对反映农业生产率的一系列指标的 分析 ，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考察。本书试图从农业生态学的角度对这一 问题 作一个案研究，从而使我们深切地领会 历史 时期农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一、江南著名的米、丝、绸三市
 
    吴江地处太湖东南，苏州之南，属苏州府所领六县之一。自明代以来，这一地区 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显著的提高，集中表现为这里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江南名镇，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经济格局。区域内的米、丝、绸“三市”名闻江南，声贯全国。
    平望米市形成于明前期，此处“宋元问，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明初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自弘治迄今，居民时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1]，“盖苏州之枫桥为米船聚集之处，而平望亦不相亚”[2]。同里米市，自宋代始渐形成，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镇上“米市在冲字、洪字、东*[禾+会]*[禾+即]、*[禾+囗+文]*[禾+廉]四圩，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3]；民国时期，同里米市与无锡北塘、江都仙女庙、上海南市并称“江苏四大米市”。

    震泽丝市形成于明代，明成化年问(1464—1487)震泽已有居民三四百家，至明末达二三千家，清初“食货交易……贸丝粜粟为多”[4]。乾隆年间，震泽丝市“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5]。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辑里丝及辑里干经由震泽经上海转口输出，震泽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丝市之一。
盛泽绸市兴起于明代中期，此地“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6]。至清乾隆年间，“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谊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7]。清末，盛泽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我国四大绸市。
江南著名的米、丝、绸同时出现在吴江，并不是单纯的商业现象，而是这一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体现。在以农业为经济核心的传统时代，吴江三市的繁盛，更多地反映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动。只要我们对三市流通的货物稍加分析，便不难认识到这一点：平望、同里米市中流通的主要货物 自然 是农产品，震泽和盛泽流通的丝和绸虽不属农业产品，但是作为丝绸生产原料的蚕茧却是农产品，因此，缫丝和织绸是以栽桑和养蚕这一农业生产为前提的。需要指出的是，三市流通的货物或原料相当一部分来自本地区，这在下文将有具体论述。
因此，可以认为，种植粮食和栽桑养蚕这两类农业生产是整个吴江经济的基础。由粮食独重转而粮食与桑蚕等经济作物并重，这种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明代以来的江南地区是较为普遍的，这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明代以来就江南地区而言，吴江的经济发展是较为突出的，它的生态环境也是较为独特的，因此，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这一区域内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对于我们理解明代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意义。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二、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考察一个地区农业的生态适应性，必须从该地区农业生产种类、自然生态环境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明代以来吴江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明代以来，吴江逐渐形成了以谷物种植和桑蚕植养两大部类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格局。吴江素称“鱼米之乡”，宋室南渡前，以一年一熟中籼稻为主；南渡后，为了满足东南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需要，逐渐增加小麦种植面积，形成了稻麦(或油菜)两熟的耕作制度；直至民国时期，两熟制面积虽然逐渐增加，但仍以一熟水稻为主。民国年间的统计，“全县稻田13000余顷，丰稔之年产米200万石，除县内48万丁口之民食外，实绰有余裕。每年外销白米在100万石以上”。由同里运出的白粳，在上海米市特标以“苏同白”，其销售量约占当时上海全年食米供应量的十二分之一[8]。
吴江的桑树种植兴盛于明初，“洪武二年诏课民种桑，吴江境内凡18033株，宣德七年至44746株。近代(清乾隆时)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问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9]。植桑和养蚕往往是相互联系的两项农业生产活动，农家饲蚕极为普遍，全县桑树的产叶量“自给不足，每年向吴县之洞庭山及浙省之乌镇等处购人桑叶”[10]。
    种植粮食和植桑养蚕成为人们从事的两项主要的生产活动，就连农家娶妇也必须试以育蚕和拔秧，如《盛湖竹枝词》中唱道：“荆布苗条新嫁娘，花蚕看罢又分秧。落田羞被旁人笑，不敢回头偷觊郎。”沈云解释为“农家娶妇必大育蚕，谓之看花蚕，拔秧多妇女，为之名日落田。”[11]农家年成的好坏也是由谷物的丰歉和桑蚕的好坏决定，正如明代庄元臣哀叹道：“三春谷断谁遗种，二月桑枯那有丝。”[12]栽桑育蚕和种植谷物在人们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生产活动。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吴江农业生产的部类结构，由单纯的粮食独重向二元的粮食与蚕桑并重转变的同时，其地域分布结构也在逐渐形成。全县范围内，粮食种植与桑蚕檀养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大体上，沿太湖东南岸的西南境以蚕桑为务。明嘉靖年间“每岁暮春邑人多治蚕，惟塘西为盛。”[13]即太湖以东、运河吴江段塘路以西地区的蚕事盛于它处。清乾隆年问“桑所在有之，西南境壤接乌程，视蚕事綦重，故植桑尤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别具名品，盖不下二三十种。”[14]根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调查，该县“桑地面积以五七二区为最多”[15]。五七二区正处县之西南境。1950年该县的桑田依然“大部分布于该县的南岸四个区——震泽、严墓、大庙和坛丘，约占全县桑田总数的90％左右。……而这四个区的养蚕户，即占总数的90％左右。”[16]吴江塘路以东的县之东北境，则种田为多而栽桑育蚕为少。如《平望志》称“吾乡伺蚕者少，服田者多。”[17]位于县境东北角，分属吴江、昆山二县的周庄镇也是“妇女则皆以木棉为纺织，间作刺绣，未有娴蚕桑者矣”[18]。东部地区本少有蚕桑的情形，随着西南地区蚕桑事业的兴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地处东境的黄溪“溪民在明时多不习蚕桑，国朝乾隆初，凋字圩、梧字圩一带颇有养蚕者”[19]。尽管如此，植桑育蚕的地域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县“除震泽一隅外，统计植桑养蚕之户十无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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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洪 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