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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1)(2)

2015-04-29 01:21
导读:二 抗战相持阶段 , 日军困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的展开 , 不得不集中兵力巩固其占领区。于是 , 刚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 农村 抗日根据地及其敌后抗日游击

 

抗战相持阶段 , 日军困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的展开 , 不得不集中兵力巩固其占领区。于是 , 刚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 农村 抗日根据地及其敌后抗日游击战便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弱小的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如何坚持并赢得抗战胜利 , 唯一的出路便是充分而严密地将广大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 , 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 使广大的敌后农村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中共最早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 , 也正是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模范的农村抗日战场。

要将晋察冀边区广大的农民充分而严密地组织起来 , 适应整个敌后农村残酷而艰苦的抗日军事斗争 , 这必定要改变农村社区的组织状况。八路军共产党初来乍到时 , 用“一盘散沙”来概括晋察边区农村的组织状况是确切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 决定了边区广大农民生活散漫 , 区内组织松散 , 相互联系很少。这种状况在那多是山岳地带的晋察冀三省交界的北岳地区 , 因其 交通 与地理的阻隔 , 农民与农民、村与村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少而显得尤为突出。就是商品 经济 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 , 自民国以来 , “军阀内战 , 此起彼伏 , 社会 变动无常 , 没有一个中心统治力量 [1] , “青红帮及各种秘密宗教团体很活跃” , 每当战争发生 , “乡下即形成无政府状态 , 散兵游勇到处抢掠 , 土匪流氓趁火打劫 [2] ”。抗战初起 , 国民党军队南撤之后 , “土匪、杂牌军、联庄会、会党峰起 , ‘司令遍天下 , 指挥赛牛毛’”。他们自立关卡 , 滥行征税 , 巧立名目 , 随意捐派 , 甚至押人罚款 , 掠人勒索 , “一切都在无秩序、破坏和崩溃”之中 [3] 。整个农村人心惶惶 , 一片混乱。这样无序的社会与焕散的民众 , 要在敌后组织对日军的有效抵抗是不可想象的。

共产党、八路军深入晋察冀边区之后 , 为了广泛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争 , 按照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 , 提出了“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的口号 [4] , 以各种形式 , 将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

首先 , 在深入敌后之初 , 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会等半政权性的组织 , 把分散的农民群众初步组织起来 , 并使之与八路军共同配合抗击日军 , 改造各种抗日军队、义勇队、游击队、联庄会及秘密会社 , 组成统一的抗日武装 , 恢复稳定农村秩序 , 建立新的农村地方政权 , 改变原来的混乱的局面。

其次 , 在农村地方政权建立之后 , 普遍成立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的同时 , 建立了军区制度。军区之内 , 农民抗日武装分为地方正规军、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三部分。其中农村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 , 吸收了边区农民中 1740 岁年龄段的主要部分。他们又根据年龄分为三个层次 ;17 岁到 23 岁为青年抗日先锋队 ,20 岁到 35 岁的为基干自卫队 ,35 岁到 40 岁的为警备自卫队 [5] 。这种普遍武装农民民众的形式 ,30 年代初期就曾在苏区内实行过 , 并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 被称为民兵制度。它与农救会、妇救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结合 , 通过逐级的升编过程 , 很好地解决了边区敌后抗战中难以解决的野战部队和正规军的经常补充 问题 , 而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民众的组织化、武装化 , 实现了农村社区的军事化与全民总动员 , 有效地支持了艰苦的对敌抗战。

其三 , 通过劳动互助把农民组织起来。边区农村最早的劳动互助是为帮助抗属与贫苦农民的 , 那时称“互助团”、“帮耕团”。 1939 年之后 , 天灾敌祸纷至沓来 , 边区陷入严重的困难中。在边区农村社区之内 , 大家共同面临的是“自救”、“共存”的问题 , 于是 , 农村一些民间传统的“换工”、“拨工”互助形式兴盛起来。 194311, 毛泽东发出“组织起来”的口号 , 要求“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 , 只要是可能的 , 就要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 [6] ”。此后 , 农村社区的农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全面 发展 , “变工队”、“拨工队”及各种“突击队”普遍组织起来 , 而在修渠、开荒、修滩、捕蝗、抗旱等生产活动中 , 劳动互助则向更高形式的劳动互助社发展。据灵丘县 98 个村庄统计 ,1944 年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劳动人口的 58.1% [7] , 而灵寿县芝麻沟全村男劳力的 94% 、女劳力的 90% 以上已参加拨工互助 , 并建立了“四套合一” ( 拨工组、合作社、抗联、抗勤小组 ) 的拨工队 , 形成了高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社 [8] 。组织农民的劳动互助 , 在农村社区掀起了积极生产的热潮 , 也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社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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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正操 : 《冀中的抗战形势》 (194034), 《解放》第 110 期。

[2] 《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 (193991),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1 卷第 9 期。

[3]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 总结 》 (1943425),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678 页。

[4]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 《解放日报》 1943310 日。

[5] 杨尚昆 :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19447),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124 页。

[6] 毛泽东 : 《组织起来》 (19431129), 《毛泽东选集》 ( 合订本 ),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882 页。

[7] 魏宏运等 :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 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 ,227 页。

[8]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614 页。

  其四 , 通过家庭会议和户生产计划工作 , 把对农民的组织深入到家庭内部。 1945, 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把毛泽东提出的“耕三余一 [1] ”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奋斗方向。为保证这一奋斗目标的实现 , 对农民的生产劳动要有更为严密的组织与具体的要求 , 于是组织农民家庭会议和制定户生产计划 , 便应运而生。这是个既具体又复杂的组织工作。干部们奔走于农民家庭不说 , 各村的劳模也成了作计划的“把式”。他们为了能开好家庭会议和订出户计划 , 必须先了解这个“家庭内幕” , 弄清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 , 了解家庭成员的“互助关系、每个人的 政治 觉悟、生产情绪、威信和家庭地位 [2] , 其工作之深入细致 , 可想而知。然而 , 边区农村社区内的家庭会议与户计划 , 却具有“广泛性”与“普遍性” , “一般地区的户计划与家庭会议做得是踏实的” , 生产计划到户“已成一般现象 [3] ”。盂县劳模崔维印带领全村 96 户全部作了计划 [4] 。经过上述组织方式 , 边区农民可以说是空前地甚至是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了。农民从家庭到社区 , 从生产到生活 , 从政治动员到参战支前 , 包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站岗、放哨、运输、慰劳、侦察等一切行动 , 都在严密的组织和计划之下进行。这使对日抗战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 , 在当地党和各种群众团体与组织的配合下 , 都“能放到战斗上去 [5] ”。它不仅保证了兵员的补充 , 军需的供给 , 同时还将社区内各阶层人员都纳入了边区大家庭中。各种团体与组织可以展开竞赛、互助互勉。头发苍白的老人“成了修滩模范” ; 妇女垦荒、修滩、种树、挑粪、挖土、认字 , “不落男子后” ; 开荒修滩青年“打先锋” ; 儿童“更为出色” , 站岗、放哨、搞巡查。在黎城县东湖村 , 拨工队组织集体劳动 , 第一次打钟起身 , 第二次打钟儿童团出动巡查。如果不起来的 , 小伙子们便将裤子收去 , “没有一个不积极” , 就是烟鬼、懒汉、懒婆也变了样 [6] 。通过家庭会议的组织和户计划工作 , 一些家庭“不团结的和睦了 , 分家的不分了 , 离婚的不离了 [7] ”。

边区村社军事化和农民的高度组织化 , 是适应战时特殊环境的产物 , 导致的却是农村社区内农民间相互关系的又一巨大变化。它彻底改变了农户传统的分散、无组织状态 , 使边区农民的抗战有了“全面化、全民化”的特点 [8] , 使广大农民长期潜藏着的巨大能量得以最大限度地聚集并释放出来 , 有效地使用于对日军的抵抗 , 可谓晋察冀敌后抗战伟力之深厚根源在于农民之中。这种农村社区全面军事化与农民高度组织化的经验 , 对 中国 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在广大新解放区充分地组织亿万农民和充分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力量迅速打败国民党 , 也有重要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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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耕三余一” , 源出《礼记》 : “三年耕 , 必有一年之食” , 此处指边区农民一年生产能有 4 个月余粮。

[2]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616617 页。

[3]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616 页。

[4]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619 页。

[5]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 《解放日报》 1943310 日。

[6] 王稼祥 : 《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 (1944425),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686587 页。

[7]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616 页。

[8] 吕正操 : 《冀中的抗战形势》 (194034), 《解放》第 1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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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温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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