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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 多是 交通 及 经济 相对落后的地区 , 并长期处于被日本侵略军分割、包围、封锁与军事扫荡的艰苦环境之中。日伪军先是“着重强盗式的掠夺、抢劫” , 后则“变成惨无人性的、有计划、有步骤的‘三光政策’ , 所到之处 , 强占与破坏人民田地房屋 , 鸡犬不宁 , 草木俱毁……勒索、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日伪过后 , “不是家破人亡 , 就是遍地房塌室坍 , 废墟瓦砾 [1] ”。再加上频繁的水、旱、虫灾 , 边区 农村 社区生产力遭受了严重摧残 , 经济受到摧毁性破坏。于是 , 农村社区之内 , 一方面 , 原本不足的生产力资源 , 因敌人的破坏更加奇缺 , 许多农户无法再单独维持简单生产 ; 另一方面 , 大量劳动力投入抗日军事斗争 , 抗日家属 自然 要由社区内共同来加以照顾与帮助。而村社之内 , 支前生产不说 , 就是站岗、放哨、运输、慰劳、侦察、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收割电线、袭击敌人 , 样样工作都非一家一户所能单独承担。因此 , 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便成了社区内农民共同的基本要求和中心任务。
首先 , 人民政府、共产党为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作出表率。政府的费用、税收 , “取之合理、用之得当” ; 财政上 , “尽量缩减开支 , 反对浪费” , 充分照顾人民生活 , 使群众的“负担减至不可再减的程度” , 并“以最少的支出发挥最大的效用 [2] ” ; 广大干部均“实行生活费制” , 一个公务员每月所取一切生活费用“比不上一个工人的收入” , 然而他们却“吃苦耐劳和不避艰难” , “背背包 , 跑山路 , 住地窑 , 深入敌区” , 扎根民众 [3] , 是为农民奋起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之榜样。
其次 , 政府通过调控手段 , 强化农村社区对经济困难的承受能力。政府调控最主要在 社会 经济政策、商贸政策和税收与负担政策三个方面。所谓的社会经济政策 , 就是削弱封建半封建剥削势力。具体办法是“二五减租”、“一分利息” , 既保证了地主的所有权 , 又减轻了广大抗日农民所受的痛苦。所谓商贸政策 , 即是通过商品流通渠道实施政府的调控措施 , 具体办法有 : 对外贸的统制政策 , 由对外贸易而统一管理 , 严禁粮棉资敌 , 禁止敌方奢侈品的推销 , 增加必需品的输入。在边区内部 , “比较大的商业”“由公家来经营” , 使之“成为调剂边区消费的机关” ( 边区当时虽还有公私合营的较大商业 , 但公家已为主导 , 且“要使其向完全公营的路上 发展 ” ); 同时大发展供销合作社 , 在各村普遍建立村社 , 做到一村一社 , 兼办供给、运销、信用等业务。合作社反对“发财主义 [4] ” , 政府取缔“投机的非法的合作社 [5] ”。供销合作社在调剂生活日用及食品余缺 , 平抑粮价 , 平抑物价 , 解决军需民食上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 大大强化了边区“自救”、“共存”的能力。在税收与负担上 , 政府的调控原则是有钱出钱 , 有力出力 , 有粮出粮 , 多者多出 , 少者少出。初期实行的是“合理负担” , 贫苦农民设免税点 , 地主、富农承担税收与负担的 51% 以上 [6] ; 后来实行统一累进税 , 富农一般不超过总收入 25%, 地主一般不超过总收入 60% [7] , 负担面由农村人口的 40% 多扩大到 80% 以上 , “使过去集中在地、富身上的抗战负担大大减轻” , 并给已经处于贫困的地、富以救济和帮助 [8] 。同时 , 政府还通过发放贷款、救济、种子、粮食等办法解决贫民、灾民、难民的土地与生产 问题 , 并通过车运人背、武装护运和建立合作社等办法 , 调剂边区内平原与山区以及不同农村社区之间粮食的余缺问题 , 解决因战争兵力集中与生产物反而相对减少的矛盾和减轻农民所受商人之剥削。政府通过上述调控办法 , 及时地调剂了社会财富 , 保证了社区内各阶级都能过活下去 , 大大提高了社区内农民承受经济困难的极限。
其三 , 以发展生产为社区“自救”与“共存”的基础。发展生产是边区解决军需民食的基本方针。前述边区劳动互助 , 不仅是组织农民的方式 , 也是发展生产的可行 方法 。除实行劳动互助外 , 边区政府还提出“敌来就打 , 敌退就耕”的口号 [9] 。农民抓住空隙 , 抢耕抢种 , 开展生产自救。不仅消灭了土地荒芜现象 , 保证不误农时 , 而且还新开了许多荒田、荒地、水渠、整修了许多滩地。在北岳区 ,1938 年与 1939 年就形成了垦荒、修滩、开渠的热潮 , 仅平山、阜平等 9 县 , 就开荒 25000 余亩 ,1939 年到 1942 年 , 北岳区 29 县开渠 2272 条 , 可浇地 4181364 亩 , 修滩 146349 亩 [10] 。 11943 年 , 边区政府提出生产发展“三大口号” : “一拨工 , 二订农户生产计划 , 三锄地三遍” , 得到全区各方面的积极响应。社区内农户大都实现了“耕三余一”的目标 , 创造了艰苦战争环境下发展生产的一大“奇观”。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收获。组织起来的民众 , 在武力掩护下“抢割、抢收、快打、快藏” [11] , “首先是不让敌人夺去麦子粮食 , 再才是自己的分配问题 [12] ”。通过社区的军事化与组织化 , 村里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渠、牧畜的全部工作都是党政军一齐动员” , 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 , 下至七、八岁的儿童 , 男女老幼一齐动手 , 各尽其能 , 都在“枪林弹雨封锁沟墙中”“用血汗争取”民族的生存 [13] 。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1] 王稼祥 : 《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 (1944 年 4 月 25 日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573 页。
[2]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 总结 》 (1943 年 4 月 25 日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679 页。
[3]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 《解放日报》 1943 年 3 月 10 日。
[4] 宋劭文 : 《边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现阶段我们的中心任务》 (1942 年 8 月 3 日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291 页。
[5] 郭洪涛 :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941 年 1 月 16 日 ), 见《解放》第 123 期。
[6]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 (1943 年 4 月 25 日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727 页。
[7] 宋劭文 : 《财政科长联席会议的结论》 (1942 年 3 月 1 日 ), 见魏宏运 : 《 金融 编》 , 第 61 页。
其四 , 开展节约运动。为了保证军政所需和救灾度荒 , 节约运动在社区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政府与干部“节省开支 , 反对浪费” , “自动要求减低生活待遇”。农民们积极支前 , 但自己采树叶、集野菜、“节衣缩食 , 准备度荒” , 如井陉的印吉子 , “原全家每天吃粮二升 , 在荒旱的情况下 , 减少半升 , 多吃糠菜 , 缝补旧衣 , 节布一匹”。边区农民勤劳生产 , 同时又节衣缩食 , 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家庭实现“耕三余一”计划 [1] 。
其五 , 进行生产互助自救运动的宣传 教育 。应该说 , 广大农民长期适应的传统个体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意识 , 与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是有矛盾的。因此 , 即使在那大家必须共同“自救”、“共存”的特定环境下 , 劳动互助也需要在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下 , “特别加强群众的教育”。当年 , 共产党的教育办法是 : “通过劳动公约 , 开会检讨 , 奖励表扬模范 ; 利用谈话、群众力量、黑板报、壁报来批评落后” , “克服自私的思想” [2] 。其中 , 对农民们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是英模 学习 运动 , 开展向那些具有忘我无私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典型人物学习 , 使整个社区内农民形成你追我赶 , 比学赶帮 , 积极生产与工作的潮流 , 从而使边区基本保证了军需民食 , “家家有饭吃 , 有衣穿” [3] 。宣传教育还包括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 内容 , 最主要的是集体化方向的宣传 , 认为今日之劳动互助 , 仅是“向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 , 将来要“从各方面都使”小农“经济合作化起来” , 变成“集体经济” [4] 。
农村社区内的上述互助自救与互助共存的艰苦努力 , 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半封建势力 , 社区内各阶层之间的财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关系发生了“悄悄的”变革 , 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迅速而普遍地增加 , 土地与阶级结构都呈现“两头向中间挤”的现象 [5] , 共产党在农村土地改变的目标大体已经实现 ; 另一方面 , 根据地内“没有大多数人忍饥挨饿而少数坐享其福 , 大发其国难财”的现象 , 同时 , “全体军民在共同的顽强斗争里 , 大家在贡献着每人所能贡献的力量” , 军政民团结一致“同甘苦 , 共患难 , 都过着吃糠咽菜忍饥受冻的艰苦生活” [6] 。这种全社区同甘共苦的艰苦生活与土地和阶级结构“两头向中间挤”的新变化 , 本质上都是农村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经济生活形成的体现。正是这种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的真正贯彻和持久的坚持 , 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中暂时抑制了农民在个体劳动中长期形成的自我发家与增殖私产的欲望 , 激发了农村社区“自救”、“共存”、“互助友爱的模范精神” [7] , 从而在经济上切实保证了敌后艰苦抗战的长期坚持并赢得最后胜利。
然而 , 在这种战时平均主义实施过程中 , 农村社区内同时也开始涌动着一种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这种“左”倾思潮 , 是把战时平均主义当作未来社会追求的目标而要加以发展 , 其表现是 :
( 一 ) 提出了“均产思想” , 以土地多少论 , “谁家地多斗争谁家” [8] 。在解决贫苦抗属 , 退伍军人生活问题时 , 随意调剂土地 , 甚至是“有地即调”。如平山县 12 区的郭苏村被调剂土地的农户中 ,70% 是中农 , 还有 2 户是贫农 ; 有的地方则形成了“平均使用土地” 的局面 [9] 。因为地多了要调剂出去 , 少的则可以调剂进来 , 社会负担又过份地集中于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身上 , 募捐时又是“不自动不行”、“谁有钱谁拿负担” [10] , 加上未来社会目标的宣传是单一公有制的“集体化” , 于是 , “地主纷纷卖地” , 富农、中农们“再也不买地了” , “等待分地” [11] , 并出现了“赔钱送地的现象” [12] , 导致了农民们“怕富”、“恐富”、求平均的心理 , 也“不积极和自然界斗争了” [13] 。
( 二 ) 把劳动互助的集体化和供销合作社作为未来社会抑制社会不平均的组织形式。本来 , 当年解决抗干、抗属、孤寡老弱和难民困难 , 力争家家有饭吃、有衣穿而发展起来的集体劳动互助 , 是当时特殊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实施战时平均主义的产物 , 但社会平均主义则从追求社会平均的角度认识战时平均主义 , 要将战时平均主义移植于未来社会 , 把个体生产劳动简单地看作“封建”、“自私”与“落后”的东西加以批判 , 认定将来农民的唯一前途是走苏联模式的“集体化”道路 , 实行集体化劳动 [14] 。同时 , 再加上政府组织的供销合作社“垄断商业” , 使“人人加入合作社 , 一切经过合作社” [15] , 抑制商业流通领域的“剥削” , 认为两者结合 , 就可以克服农民中的分化与不平均 , 实现社会的平均。
对于上述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 , 有时也受到来自共产党的批评。但是 , 这种批评又总是在“批右”和“纠右”斗争中受到限制 , 很快被中断而停止。当时 , 农村工作中 ,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干部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 报告中认为 , 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 , 他们主持农村政权与农会 , 行动“样样正确” , 可以“指挥一切” , “必须不准人批评” [16] 。干部们以此“来打通思想” [17] , 再加上当时党内干部中长期形成了“宁左勿右”的不成文定俗 , “怕别人说自己右了……认为越‘左’立场就‘越稳’” , 社会平均主义思想就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清理和批判 , 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纠正。于是 , 农民们“怕冒尖”、“等着共产”的消极情绪也在社区内滋长 [18] 。这种社会平均主义的思潮与后来的农村土改和集体化运动中的平均主义错误本质上是相联的。
该文发表在《抗日战争 研究 》 1997 年第 4 期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1]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648 页。
[2]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645 、 620 页。
[3]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645 、 620 页。
[4] 宋劭文 : 《边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现阶段的中心任务》 (1940 年 8 月 3 日 ) 与徐太本 : 《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 (1941 年 5 月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289 、 177 页。
[5] 《抗战以来北岳区农村经济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1943 年 5 月 ), 见魏宏运主编 :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 农业编 ), 第 237 页。 ( 以下简称为魏宏运 : 《农业编》 ) 。
[6]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 (1943 年 4 月 25 日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728 页。
[7]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 (1943 年 4 月 25 日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728 页。
[8] 《冀中区 1944 年大减租中几个问题的总结》 (1945 年 12 月 18 日 ), 见魏宏运 : 《农业编》 , 第 52 页。
[9] 《五专区全面贯彻减租运动总结》 (1944 年 6 月 ), 见魏宏运 : 《农业编》 , 第 116 页。
[10]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 (1943 年 4 月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697 页。
[11] 《中共冀晋区党委关于贯彻减租政策对分区地委的信》 (1945 年 2 月 28 日 ), 见魏宏运 : 《农业编》 , 第 194 页。
[12]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 (1943 年 4 月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697 页。
[13] 《五专区全面贯彻减租运动总结》 (1944 年 6 月 ), 见魏宏运 : 《农业编》 , 第 116 页。
[14]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 , 见魏宏运 : 《总论编》 , 第 671 页。
[15] 郭洪涛 :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941 年 1 月 16 日 ), 《解放》第 1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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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温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