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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二(2)

2015-05-15 01:29 五、乡村 工业 化的不同型式

中国 早期 社会 学的调查和 研究 ，多数集中在 农村 地区，而对农村工业化 问题 有较多涉及的，是采取社会人类学全景参与观察 方法 的“社区”调查。费孝通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调查，是这类调查的一个典型，他在《江村 经济 》中陈述调查开弦弓村的“理由”时说：“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 目前 仍在我国进行着，世界各地也有这样的变迁。在中国，工业的 发展 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费孝通，1939/1986:18）在研究上对农村工业化问题的忽视，在本世纪30年代的学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土地革命和土地分配改革这种实际的需要和呼声，土地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甚至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绝大多数的农村研究者和革命 理论 家都不能不把主要的研究关注点集中的土地问题上，土地成为农村通过其重新分配可能改变社会关系的稀缺资源，人们考虑的是农民眼下的生存以及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工业化似乎还是涉及未来的边缘问题。


开弦弓村位于当时农村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但人多地少，约90％的家庭耕作的土地不到10亩，75.8％的家庭耕作的土地在4亩以下；在人口过密化的压力下，农户以家庭手工业作为兼业很早就成为迫于生计的普遍作法，而且，从事纺丝、零售、裁缝、木匠以及其他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已经占到全部户数的7％（费孝通，1939/1986:135,98-100）。蚕丝业是开弦弓村的农户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在该村所处的太湖一带，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 历史 。开弦弓村传统的家庭蚕丝手工业，是出于一种内生的需要，即这种手工业是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为了补贴农业收入的不足而产生的，它成为农户生产的一部分，所以，它与内地一般的传统手工业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与那种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要而产生的碾米碾谷、纺线织布等家庭手工业有所不同，它是为了收入而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消费而生产的。然而，这种并非为了自身消费的家庭手工业，实际上是农户的一种兼业，是农户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利用和开发，其意义在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是改变农民的职业，这种手工业与为了盈利的经营性的手工业是有区别的，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对乡村工业化具有真正的意义。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在费孝通看来，如果说江村的家庭蚕丝业是一种迫于人多地少的压力内生的发展，那么工厂工业的下乡则是迫于外来的力量的挑战而产生的挽救乡村工业破产的应对。换句话说，农村之所以改变几千年的平缓发展而进入加速变迁是由于一种“外来势力”的 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及丝绸工业中广范的技术改革引起了国际市场上土产生丝价格的下跌，进而引起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期推迟以及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这种“外来势力”在费孝通那里有时是作为 现代 技术的导入，也有时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西方列强的工业扩张，或者说这二者在当时是一种伴随的现象。现在的许多学者，往往认为费孝通、李景汉式的社区调查研究缺乏必要的前提假设，其实这类社区调查，并非是无假设的。费孝通就因为他关于外国势力导致乡村工业破产的假设，后来屡屡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和“证伪”[18]，同时也受到同样重视农村调查并持有几乎相同假设的左翼经济学家的批评。厉风在详细调查和 分析 了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纺织工业中活动的新形式后 总结 说，“50年来发现于北部乡村中的商业资本的新活跃，不是发生于本国经济条件之刺激，而是发生于外国工业资本主义之推移；犹如中国‘新兴工业’的发展，一样是畸形的而不自主的。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而发生，同样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毁灭；若以高阳的新兴商业资本为例，则高阳区产量是迅然间（1926-1932）从3百万匹减至1百万匹，大庄莘桥青塔的市面几于全部崩溃的事实，适足以为证明－－不是毁于本国纺织工厂的竞争，而是受迫于外国棉纱，布匹之吞没。主张建设乡村工业或提倡单独的农村建设，是不免被这一段事实所讪笑。”（厉风，1934/1989:50）费孝通的假设是在《江村经济》中一开始就提出来的：“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中国以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这一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内乡村手工业的命运。”（费孝通，1939/1986:11）只不过费孝通在到英国 学习 之前，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出假设和论证假设，而且是有意排斥理论假设的。他自己曾谈到，在编写花蓝瑶社会组织时，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认为实地研究者只需事实不需理论，理论只是“叙述事实的次序要一个合理的安排罢了”，在江村实地调查时，也主张“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象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的在上射影”，到英国学习以后，感觉到这种方法论上的见解“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在写江村经济时感到“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所以江村经济是“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而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区别就在于只是对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还是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费孝通，1943/1990:11-12）[19]。

费孝通通过江村蚕丝业所描述的乡村工业中工厂工业取代家庭手工业的变迁过程，在当时已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它预示着乡村工业的未来。不过，江村的带有理想色彩的工厂实验，也许是一种并非偶然的特例。由于当时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采用机器和先进生产技术制丝，国际上的制丝成本下降，生丝价格也随之大幅度下降，这使以手工劳动制丝的江村家庭工业因难以参与竞争而濒临破产，为了与城市里的工厂进行竞争，作为应对的措施，江村的领导人在苏州附近浒墅关女子蚕业学校的支持和合作下，实验着办使用新机器的小规模工厂。蚕业学校的支持和合作并不是出于盈利的目的，而是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这些“变革者”为他们的“新工业组织”确立的原则是“合作”，这是为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而确立的原则，他们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方式组织新工厂，通过引进 科学 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在农村办工厂的革新实验由于严重的亏损而最终失败了，关于失败的原因，费孝通提到无法控制的市场价格的波动、大笔的借贷利息以及初期过多的分红，但更为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并非出于营利的“合作”上。


在工业化的问题上，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似乎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相当普遍的主张。所以费孝通说，“变革者趋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阶级部分思想状况。这是同西方的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工业系统一起引进的新看法。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同西方列强的不断斗争，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中国人民所了解的，公众普遍反对资本主义，甚至于那些代表资本主义的人也不敢公开为资本主义的原则辩护。这种态度在已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里阐述得很清楚，从理论上说，它被现今政府所接受并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费孝通，1939/1986:150）


本世纪30年代的学者，多数都是社会参与感非常强烈的，即便是费孝通这样的学院派学者，其学术研究也具有强烈的救世济民的意识，不过与非学院派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学院派对改良路线的固守，而费孝通关于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收入的看法，显然是改良派中具有远见的见解。费孝通认为，走发展乡村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和复兴中国经济的根本道路，土地改革 自然 是必要的，但只能缓解农民的痛苦，防止“饥饿超过枪杀”时出现“农民起义”，但对乡村工业如何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并没有给予回答。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 企业 是根本的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是农民的职业。目前，整个实际上正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中国就同西方列强处于矛盾之中。如何能和平地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问题，我将把这个问题留待其他有能力的科学家和 政治 家去解决。”（费孝通，1939/1986:202）


社区调查有解剖麻雀的优势，五脏六肺都看得清楚，但弊病之一是囿于一地，容易忽视研究与外界的联系。如费孝通叙述了江村1929年创办的新式合作制丝厂除第一年有盈利外此后1930-1936年每况愈下的情形，他在谈到江村家庭蚕丝业的破产和蚕丝工厂的失败原因时，着重强调了国际市场蚕丝价格下降的打击，但并没有看到由于国内市场的垄断乡村工业的利润被销售商截留的情况。苦农在1937年曾写道，1937年的前几年，由于国际市场的不灵活和日丝的贬价倾销，每担鲜茧的价格从百元跌到一二十元，然而在自由买卖的机制下，茧价仍有涨高希望，所以养蚕还很兴旺，蚕农最感觉痛苦的，是丝茧商对茧价的“统制”，他们成立“蚕业工会”，共同决议，实行统制茧价，在1936和1937年国际丝市暴涨的时候，却有意放风，传言丝市转跌，而农民也不晓得什么国际市场，他们用统制的茧价收购，一转手间，丝价突然飞跃到5倍以上（苦农，1937/1989:232-234）。在问卷抽样调查尚难以普遍采用的时候，社区研究为了弥补个案村庄调查的局限，选用了类型比较的方式，即希望用不同类型村庄的经济发展情景和背景，构成中国农村发展状况的全景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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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学术美感的愿望，往往使研究者不自觉地赋予调查和研究对象以过多的中国“特殊性”，以烘托中国工业化过程不同于西方的学术价值。其实，任何特殊的生活事实，都是被包容在一种普遍性之中的。学术上的现代化，也在于问题意识的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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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