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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二(3)

2015-05-15 01:29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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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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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黄宗智1986年出版的中文版《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他把他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悖论现象的核心概念“involution”翻译成“内卷化”，后来他在1993年第1期《史学理论研究》发表的《这个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特意注明把“involution”改译为“过密化”，并指出这个概念得益于恰雅诺夫（A.V.Chayanov）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理论模式。参见Geertz,Clifford(1963),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hayanov,A.V. (1966), Peasant Farm Organization ,in D.Thorner, B.Kerblay and R.Smith (ed.), A.V.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pp.29-277,Homewood, Ill: Richard D.Irwin,Inc.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2] 在本世纪20年代的这次较大规模的中国农村调查是由美国教授主持的，其科学性受到了来自中国学者方面的批评。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为了强调组织农村经济调查的必要性写道：“前北京农商部之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其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绝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由此观之，美国教授对于中国经济之尚无深刻认识，以视农商部亦仅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差。”（陈翰笙，1930:4）

[3] 这篇文章是否乔启明写的，是存有疑问的，该文在1930年《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发表时署名乔启明，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中美农产品需要工时成本的比较研究结论，实际来自卜凯（J.L.Buck）的《中国农业经济》（Chinese Farme Econom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一书 英文 版第228页表1和《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hanghai:University of Nanking,1937）一书英文版第302页表14。在乔启明写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第296页的“注一”注明：“乔启明译：“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一卷三期”。所以此文也可能是乔启明的编译文章，或是较多引用了卜凯的研究成果，但乔启明在发表时没有作任何说明。

[4] 关于中国过去人均土地的情况，费孝通1941年在在为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写的序中曾写道，“依普通的估计，每家平均所有的土地已不到30华亩。在土地肥沃的地方，个人所能分得的地更少。多年前翁文灏先生曾说：中原区每人得6亩，杨子区每人得4亩7分，丘陵区及东南沿海区每人得11亩，四川盆地区每人得6亩半。若专就耕种的土地说，他曾引Backer的估计说：每个人可以分得耕地的数目是，直隶4亩，江苏2亩半，广东1亩半，所以平均每个人大约只得3亩田地。......每人所余也只够一饱。”（张之毅，1943/1990:212-213及费序）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5] 梁漱溟一生“身在问题中”，变化取向，先是倾向革命，主张西方实利主义和民主宪政，随之“激进于社会主义”，认为人类生活须要社会主义，但29岁之前还信奉佛教出世思想，“蓄志出家为僧，不许可婚娶”，但最终放弃佛教，变而信奉入世的儒家思想，坚信“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1942）

[6] 梁漱溟 总结 了苏联1917-1936年近20年“时而猛进，时而迂回，紧了又松，松了又紧”的农村集体化道路，指出其农业经营的方式可分为三种：国营农场（State farms）、集团农场（Collective farms）和个人农场（Individual farms）。这三种形式中，个人农场将近消灭，集团农场又可分为三种：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workers union）和土地耕作合作社（Collective Cultivation）,梁漱溟认为，其中农业合作社最为成功，又名阿特尔（Artels）。但教训是不能公私兼顾、强制集团化和收取农民的土地。（梁漱溟，1937/1989:532-540）

[7] 美国教授对定县调查的帮助主要是指甘博（Sidney D.Camble）,他是社会调查的专家，曾编著《北京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调查工作给予了学术上的指导和经济上的援助，李景汉在定县调查之前就曾与甘博一起在北京从事实地调查。参加晏阳初、陶孟和和李景汉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写的序（李景汉，1933）。

[8] 连乡村改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杨开道先生，亦半是反思半是批评地说道：“劳民伤财这是梁漱溟先生给山西村治的总评，也可以借用于一切改造旧村的活动，尤其是 现代 化运动，科学化运动。无论你谈自卫也好，自治也好，经济也好，教育也好，一切农民没有资格了解，没有法子参加的。十亩地的自耕农，已经是耕作的牛马，而不是社会的中坚，何况耕人土地的佃农，为人雇佣的工人。资本越少，土地越少，作工器具越旧，工作效能越低，农场收入越少，农家生活越低，一个循环不已的圈子，只有越走越低。旧村改造的工作，等于推车上山，起初比较容易，以后越来越难，也许会从半山倒塌下来。”参见杨开道《农村建设之途径》，载《大公报•乡村建设》第17期（转引自李紫翔，1935a: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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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半农（1905-1978），安徽省泾县人，1929年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1936年留学美国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0年任国民党经济部统计局长，1946-1950年任国民党驻日代表团第三组（经济组）组长，兼驻盟军总部赔偿归还首席代表。1956年起义回国，任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任全国三、四、五届政协委员。著作有：《中国之经济地位统计图》，北平社会调查所，1931；翻译《资本论》第1、2卷（1933年与千家驹合译，因禁止未公开发行）；译《日本贫穷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当前日本经济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10] 这里是指当时由左翼民间团体中国农村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其负责人是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

[11] “余霖”其实是薛暮桥的笔名，他的笔名还有“雨林”，不过这在当时没有公开，所以论战的双方和评论者都把“余霖”和薛暮桥当作参与论战的两个人，实际上署名“余霖”的文章都是薛暮桥写的。

[12] 该论战论文集收入的文章有：陶直夫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余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答》，薛暮桥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 方法 问题》，周彬的《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钱俊瑞的《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赵呆呆？僧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我见》，王宜昌的《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王宜昌的《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张志诚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王景波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之试述》，孙冶方的《财政资本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3] 美国教授卜凯（J.L.Buck）曾于1923-1924年在金陵大学农科任教，并指导学生在安徽芜湖和河北盐山农村进行田庄大小、耕作状况、农产数量、销售方法等方面的详细调查，并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写成很有 影响 的《中国农业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一书，用英文发表。

[14] 争论的双方最经常引用的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此外还有马克思的《 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考茨基的《农业问题》等。

[15] 有的学者认为，钱俊瑞1935年2月发表的这篇文章，形成了“中国农村派”的理论纲领，代表了当时“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最高水准”，以后薛暮桥在“理论大众化的目标下，把钱先生提出来的纲领，更平易的更系统的发表了出来”。（何干之，1937：620）

[16] 张志诚在《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一文中，引用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译者杜畏之、彭苇秋在译书序言后面“追加的几句话”来批评“中国农村派”的观点，那几句话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之发展已成彰明较著的事实，而中国的民粹派，中国的农民思想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偏偏看不见，而且不愿看见这个事实，只闭着眼睛喊封建制度来替这个农村资产阶级哭穷”（这个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139）。

[17] 薛暮桥后来写道：1935年“以前的几年中，国民党的反共叫嚣已经很少有人愿听，他们就利用托派关于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革命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来批评我们党关于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我们党反托派的论战已经进行几年，但因主要用抽象理论来批判托派，说服力不强。《中国农村》利用所掌握的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来批判托派，所以取得很大胜利。”（参见《薛暮桥经济论文选》第11页的脚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18] 费孝通1979年访问美国社会学界后回来写道：“中美关系中断时期那些想研究中国社会的人只有到 台湾 和香港去进行调查。在过去10年里出版过不少这类的调查报告，在方法上大多以我那本书为样本，但立论上却有不少是以批评我的姿态出现的，有一部分是要驳倒我‘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落是出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的观点。比如不久将来我国作为交流的研究人员的波特（Potter）就是如此，他强调西方工业的影响对中国农村带来了繁荣和发展。”（费孝通，1979/1985:149）

[19] 实际上费孝通有意识地采用“社区研究”方法调查和写作的《禄村农田》，仍然没有解决理论逻辑线索与调查资料的叙述是两张皮的问题，这成为他学术研究深化的巨大障碍。不过，从《禄村农田》起，他开始具有了村庄发展的类型比较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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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