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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江西农史要略（2）(1)(2)

2015-06-05 02:33 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江西农业生产的恢复 发展

从1961年至1965年，江西 农村 人民公社进入整顿与建立各项管理体制的阶段。这同样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江西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上下结合摸索与创制一种旨在能够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意愿，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使农业生产得以较快恢复，人民公社从严重的 经济 困境中走出来，步入人民公社时期第一个、也是唯一较为稳定的较好发展阶段。

1、全省人民公社的规模与权限

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 问题 的紧急指示信》后，江西各地农村人民公社开始整风整社，集中力量纠正"五风"，并在此基础上，着手建立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把人民公社导入稍具正常的运行，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前提条件。フ社从缩小人民公社内部各级集体规模和明确权限开始。建立公社初期，江西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普遍过大，有40%的公社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60%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春，江西按照1959年中央郑州会议确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原则，结合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组织大批干部深入人民公社，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过大的问题。首先在生产大队内部推行"四定三包一奖励"的制度，把原来由生产大队负责具体组织农业生产、统一分配的做法，改为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四固定"，由生产队包产、包工、包成本，超额完成"三包"任务的受奖。这样做，改变了原先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和分配单位的做法，生产队基本上成为社员群众劳动与分配的单位。至1962年春耕前，占全省81.6%的生产大队实现了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在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同时缩小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规模。至1963年，公社由1958年的1191个分成为2856个，生产大队调整为27705个，生产队一直处于由大分小之中，最小时分为253292个（生产队规模为"小村一村一队"、"大村一村数队"，每队控制在15户左右，山区可少于10户一队）。1963年是整个公社时期生产队个数最多、规模最小的一年(7)。这个"小公社、中大队、小生产队"的两头小结构，较调整前更为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迅速提高。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与此同时，全省对公社内部各级的权限，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下放权力；三级核算，各负盈亏；劳动物资，等价交换；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按劳分配，承认差别(8)。至此，公社体制大体定形。

2、小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

在调整社队规模、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以后，切实兑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克服生产队内部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成为加强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扎实有效地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一项极为有效的基础建设。这时，在生产队内部建立小型农业生产责任制应运而生。ゴ1962年3月，省委部署在农村建立比较适合当地农民要求的生产责任制开始，多种形式的小型责任制相继出现，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基本劳动日和个人底分制。其办法为：由全生产队劳动力共同参与民主评定每个劳动力每月的基本劳动日数量即出勤天数，同时给每个劳动力评定劳动日的底分，使每个劳动力"心中有数"出勤一天的价值；对基本劳动日完成与否，则实行奖超罚少，年终兑现。这种办法以后，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农民觉悟水平上的差异性，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一年一种劳动底分，就有可能出现挑轻怕重、出工不出力的不尽其能的行为，于是进一步改进为多种底分制，对同一劳动力的劳动日底分，根据其对不同农活的熟练程度和技术高低，评定多种底分，或按农活项目与季节性区别具有的劳动强度不同而调整底分，以避免重活、难活没人愿意干，轻活、易活争着抢着干的现象发生。当时把它叫做"底分活评"或"底分活记"。

二是生产作业组制度。具体做法是，在生产队内部将所有劳动力划分为几个作业小组，连同队里的田亩、耕牛、农具"固定"给小组，对作业组实行包工分、包产量与包成本，凡完成三包任务的予以奖励，未完成三包任务的，按所占比例赔减收入。这种"四固定三承包一奖赔"的作业组带有"小小生产队"或"队中队"的成份，几乎把生产队基本核算的主要成分都包括进去了。只有对上对外还是以生产队的统一名义，如卖余粮、送公粮、抽调义务工等。实施一段又从实际出发有所变动，如根据生产季节和对劳动力要求的不同，由生产队确定组成一种临时作业组，也叫季节性作业组，比如春插、夏种、秋收与冬种，特别是夏收夏种的"双抢"时节，由于时间紧、劳动强度大、季节条件差等因素，更需要有强壮、耐劳、肯干的劳动力，一般都以专业性作业组的形式，从各常年作业组调配劳动力组成，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生产作业任务。ト是小段包工制度。主要是对某些不适合或者不需要集体操作的零星农活，采取划地分段，按其农活量多少与强弱预先确定需要的劳动时间与分工，包到农户或人，完成后记工，叫"小段包工"。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四是按件记工制度。主要在集体工副业的生产范围内采用，即按工副业某项生产项目的产量、质量与成本以及所获得的效益，记工计酬预定给生产者个人的办法。这就使农民个人有较大的自主性与自觉发挥能力的内驱力。一般地说，从工副业获得的报酬要比单纯地在农田里为集体干活的农民收入要高些，而劳动强度上也不尽相同，因此愿意搞工副业的人多，但大都安排一些稍有文化或稍多灵活性的农民去担当。

在生产队内部建立种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善分不善合的农民，对习惯于分散、个体操作、刚从小农经济生产形式走向集体化的农民，特别是象江西这样以山区、丘陵为多地区的农民，则有一种越分越小、越小越好的倾向。因此，在建立小型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即有微型的兄弟常年作业组或临时作业组，也有夫妻、姐妹包工计酬的形式，在个别地方还有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的情况。生产队在这些地方只是一个外壳，除按户收集"包征购、包积累"以外，生产收入全部归户、归个人。这样，生产队干部（也完全是小农生产者）比较省事，农民也比较乐意，便于个人生产能力的发挥与价值创造。因此，在同一生产队内，各农户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也不同，对当时盛行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淡化、消除。据江西省委1962年8月向中央的报告，当时全省约有5%的生产队实际在"搞单干"。对此，省委提出"既不宜强迫纠正，也不能放任自流"，要积极引导，"群众一时还不愿意纠正的，还可以让他们继续试行"。这表明，当时江西省委在农村坚持集体化生产的问题上有所松动，允许个体化农业生产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些崇山峻岭遍布，农民居住分散在沟沟垅垅的狭小地方，更应该让其"分"下去。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单干风"，把包工到组、零星小活包工到人和田间管理包到户或人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指定为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单干风"以后，江西才采取措施，制止微型包工的做法，特别是重点把包产到户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典型，坚决予以制止。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3、"三农"状况的改善

自1961年起，江西在实施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三农"中的突出问题，增强城乡各行各业对农业支援的力度，使"三农"状况较前期大有改善。

（1）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的明显表现是，一大批水利工程的功能发挥。1958-1960年三个冬春两季，全省曾抽调100多万劳力，新建293座大中小型水利工程。虽然当时工程质量标准较低，但经过以后逐年培土加高加固，完善配套设施，健全管理经营，逐步发挥了它们应有的功能，使全省农田灌溉面积在原有的基础上达到20多万公顷，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命脉"条件。与此同时， 现代 农业生产因素也逐步增多，至1965年，全省每万亩耕地拥有的农业机械总动力较全国各省平均拥有马力高出27.2%，在邻省中也处前列。(9)ヅ┮瞪产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22.95亿元，比1960年增长32.4%。其中主要农产品产量比1960年均有较多增加与提高，如粮食为802.37万吨，增长32.3%；棉花为4.77万吨，增长133.3%；油料折油为6.67万吨，增长36.2%；生猪年末存栏数608.1万头，增长41.9%。江西从1963年起，基本摆脱"三年困难时期"的状况，进而实现了由农业生产的恢复走向发展。

（2）农民生活有所改善

随着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与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较前有所提高。至1965年，农民人均收入为140.2元，比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前1957年的86.10元增加54.10元，提高62.8%(10)。收入的增加为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1965年，全省农村住户平均每人生活消费品支出为116.33元，比1957年的75.98元增加40.35元，提高53.1%，其中食品费用支出增加28.29元，提高54.7%，衣着费用支出增加4.71元，提高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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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状况，来自农民从集体收入中所取得的部分。当时，中共中央关于下放自留地、饲料地，允许开荒的规定，以及允许社员"借田"种油菜、谁种谁收和经营家庭副业等放宽、让步政策在江西的实施，也为农民生活的改善充实了 内容 。自1961年1月开始，全省按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现有耕地的5-7%作为自留地分给社员，还允许开垦同自留地相等面积的荒地自耕自种自用，两项合计约为10-14%。据1962年统计，全省农村自留地面积为16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6%，社员开荒地为18万公顷，两项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2.8%，按当时集体耕地的平均产量算，每人每年可增加粮食约48公斤。当时规定这部分产品，不抵社员从集体取得的口粮标准，不列入征购范围，也不交缴农业税，一律供社员自产自销自行处理。这些，为农民生活的改善起了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

（3）农村 社会 经济的某些起色

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江西农村社会经济出现某些起色，比较明显的有二：

农村人口和劳力出现较为稳定的增长。1958年和1960年，江西农村人口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曾有两年出现负增长(11)。从事农业的劳力有"童与姑"为多的现象。从1961年起的五年间，农村人口恢复增长，前四年在32-56万之间，1965年较前一年增加65万，总数为1862.6万。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1960年为80.1%，以后五年则在82-85%之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在750-780多万之间，占农业人口的比例在42-45%之间(12)。这种农村人口和劳力的稳定增长，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大流通、大迁徙、和 工业 化、城市化的 规律 来看，是不可取的，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而国家、社会对农产品巨大需求的状况下，保持农村人口和劳力的稳定增长和安定，还是有其 历史 作用的。在农村人口和劳力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出现对农村社会发展有利的农村经济总收入的增长。1965年比1962年增长46.9%，比1957年增长69.8%；农村人均社会总产值1965年达464.3元，比1962年的345.6元增长34.3%，比1957年的302.2元增长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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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市贸易中商品交换恢复与逐步活跃，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拓宽了渠道。如农村各地"圩日"恢复成市后，农村商业活动增加。据1961年底统计，全省有农贸集市1863个，集贸总值达1.34亿元，是1958年的4倍多；以后各年又逐步增开了农贸集市，集贸总值也逐年增加，至1965年底止基本上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平。根据1961年10月，江西省委关于农村集市贸易试行管理办法的规定，生产队生产的农产品，除国家统购统销和定购的物资以外，准许其他物资进入集市出售，"农民家庭副业的手工业产品也可以在集市出售"。这些，虽然主旨在缓和当时物资供应紧张状况，但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商品率的上升，注入了新的因素。上述规定执行一段时间后又渐次放宽，社员在自留地、开荒地生产的粮食、油料等产品也在集贸市场出售，突破"统购统销"或"定购"的范围，即完成了购销任务后的多余部分也可以进入集贸市场。这样，反过来又为统购物资增加了渠道。原来完成统购统销后增加购销部分很难得手，现在集市交易得来利索，农副产品购进总值大增。据商业、供销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65年全省农副产品购进总值比1960年增长63.7%。虽然这里主要是集体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结果，但也包含农民在集体之外所进行的农副产品生产量增加较多的因素。

4、困难年代对国家的贡献

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全国粮食吃紧，不少城市库存粮食几尽挖空，有的全市粮店只有三天销售的粮食，居民每月基本口粮都不能一次售给。当时的江西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全省连续三年水旱频繁，受灾面积累计为4656.8万亩，成灾面积累计达3652.2万亩，即每年有1200多万亩或水或旱或虫成灾，占全部农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13)。全省从1959年起，连续几年粮食产量均未达到1958年的水平，城乡粮食供应不足，灾情严重的地方，"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大学排名

尽管如此，江西仍是承担国家粮食调配任务的一个大省。在国家计划和中央领导人的要求下，省委、省政府面对本省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一方面果断地采取各种紧急措施，带领全省人民，努力恢复与发展受到损害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指导思想，克服本省的实际困难，顾全大局，继续承担历来肩负调粮出省的重任。在那三年里，全省上下响应党政号召，坚持"瓜菜代"，"勒紧裤腰带"，节省粮食油料，满足调出之需，帮助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人民度过缺粮难关，支援城市建设。据统计，三年困难时期全省累计调出粮食43．5亿斤(14)，外调粮食居全国第二位，还调出食油、生猪以及大批量的家禽、鲜蛋等生活物资，供兄弟省市上市，为国家缓解粮食困境作出了重大贡献。ト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特别是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有数以千万计的、离乡背井来赣乞讨的灾民。省委、省政府怀着"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的深情大义，在省内各大中城市和 交通 要道上开设粥棚，先后帮助灾民数百万人次。

时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对江西给国家的粮食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在解放后国家粮食比较紧张的头30年中，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为全国的粮食调拨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中以江西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江西"每年至少向国家调拨8-10亿斤粮食，包括在三年 自然 灾害最严重的三年里"，"1961年，江西人民克服困难，仍外调了15亿斤粮食"；"别的省粮食是有出有进，惟有江西是只出不进"，"只有江西是个'不倒翁'"。因此，他深情地指出，江西坚持调出粮食救助全国，"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是了不起的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江西人民的贡献！"(15)。赵发生的论述，不仅说明了江西在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中，以赤子之心为国解困的基本事实，而且证明了在1980年前国家粮食长期紧张的30年中，江西不间断地调出粮食支援兄弟省市，在粮食上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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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何友良 曾丽雅 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