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1)网(2)

　　于是，从1992年社会开始惊呼民工潮，一呼就是13年。这个潮只涨不落，从当年四千多万到现在的1.2亿，几乎是当年的三倍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劳动力几乎属于绝对过剩，是无限供给的生产力要素。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的原理，就必然导致劳动力的收入绝对是最低的，低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够。所以，在那些劳动力待遇太差而物价指数较高的地方，外来民工就开始用脚投票———不来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现了民工荒。这本来是一个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可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讨论这样的问题，大家还停留在以往一般发展主义和市场主义的语境中，没有回顾1999年林毅夫的提法：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劳动力过剩，当然会导致恶性循环———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工价下跌，购买力下降，随之造成内需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矛盾是资本过剩———目前我国银行部门存款大于贷款的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外汇储备也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我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分析到：中国早在1995年即成为世界上所有转轨国家中货币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据1995年世界银行对28个转轨国家的统计，中国当时M2和GDP的比值超过百分之百，同期俄罗斯只有27%，美国76%，记得那时只有日本超过百分之百。中国90年代通过大量增发货币，把资源和资产用推进货币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金融资本的相对过剩。

　　当资本过剩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当然应该是资本价格下降，因为过剩要素的价格应该下降。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在劳动力下降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之下的同时出现了资本要素过剩，结果就暴露出了体制问题：在生产力诸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结合上，以某种制度安排来维持相对较高的资本价格。是什么制度呢？金融垄断制度———与权力结合的垄断能够维持资本要素的相对高价。

　　于是，劳动力走市场，金融资本客观上却不能完全走市场。这种双重过剩，确实会造成林毅夫所说的恶性循环。

　　金融垄断资本的体制条件之下，为了维持高价格，金融部门只能追求投资收益高的领域，于是，大量过剩的金融资产在股市收益高的时候进股市，房市收益高的时候进房市，但就是难以进制造业、民营经济，更不进中小企业和高技术风险投资，因为只有在高收益的领域中才能获得资本的回报。

　　这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在运转上出了问题：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一方面金融垄断，这两个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大家看到房地产大发展，基金业、股票、期货等也神速发展，而真正的实体经济部门仍然有很多困难。

　　实事求是的战略转变

　　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间，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随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回顾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并不是今天才有这种战略转变的思考，而是之前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我们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早期讨论，就应该注意到，中央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作出的调整，乃是执政党的一个实事求是过程。

　　从2002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中央的战略转变指导思想日益清晰起来。温家宝同志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非常重要，但难点重点都在农村。”到2003年1月份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明显表现出中央调整战略方向的意图。要想实现全面小康，就得把重点放在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发展上。

　　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筹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强对农村的倾斜投入，把财政资金新增部分用到县以下的农村公共开支，把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到村以下和农民相关的项目。这一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就已经在党内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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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客观存在，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到2003年末，中央讨论当年的经济情况和2004年的经济预测的时候，部分学者提出，我们确实存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的经济过热，建议中央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事实上，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的严峻导致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而2004-2005年的宏观调控使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连续超过9.5%，被海外媒体称为“奇迹”。在中国执政党新一届领导集体2004年推动宏观调控以后，中国连续两年出现了曾经在2001年的美国出现过的“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物价———这就是曾经一度被国内学者和媒体炒作过的“新经济现象”。但中国经济界之所以没有如国外那样炒作自己的新经济现象，是因为我国近代社会科学大体上师从西方，可西方至今还难以正视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遑论形成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只有英国人提出了个“北京共识”，也是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探寻中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特色。

　　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认识不一致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结构的作用。

　　2002年十六大提出转变战略，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接着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政策问题和改革问题，明确提出了放弃单纯追求GDP的目标导向，转向综合发展，并提出了五项统筹，其中城乡统筹放在首位，针对性很强。三中全会之后这些提法进一步明确为“科学发展观”。

　　这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发展的前提发生了改变。原来各地都是以招商引资论英雄，其实是以资本为本，以GDP来看政绩。这是很多地方心照不宣的发展前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前提改变了———以人为本。目标也很清楚———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为了达到目标，就有了一系列新的提法，例如，有效经济、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等等。要改变增长方式，改变原来单纯追求GDP导向之下的行为方式，改变政策的指导思想，就要有一系列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动作是：中央使用了宏观调控手段，同时紧缩“两根”———银根和地根；并且使用行政力量，使得我们能够在短期内避免出现过大的损失，经济能够较快地健康增长。

　　在这个阶段，国务院出台了宏观调控文件；党中央出台了新世纪的一号文件。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间，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为贯彻一号文件增加农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也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1月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思想：把财政更多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的公共开支，把国家农业开支更多用在和农民相关的小项目上。这些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但是，在没有转变各个部门的行为前，在各级干部完全跟上中央的政策思想前，必须要让局面有所缓解。怎么办？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免除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配合了国家宏观调控，使2004年经济稳定、健康并且较快增长。对此，我曾发表文章说：“2004新政之最大者莫过于免赋”。

　　接着人们看到的是，中央在2004年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强调到政治高度———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建设，于是就有了新的执政理念———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理念的提出，就等于对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特别是对党的负责干部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和谐社会的理念来调整行为，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就是不能主动和中央保持一致。在此之后，2005年两次举办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统一全党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大背景很清楚，就是党中央在推进战略转变，提出新的执政理念和新的发展思路。但是，因为原有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了，条块分割，利益复杂，所以，有必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战略转变时期的指导思想上来。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农村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来，到五中全会召开，已经是第五次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了。在这些问题上，共产党员应该坚定不移地跟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和谐社会执政理念，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哪些行为不符合，就要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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