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1)(2)
2016-11-29 01:11
导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像1903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1906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1918年陈映璜著《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像1903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1906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1918年陈映璜著《人类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等等，这些著作都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或者说，著述的作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本土的概念，以理解西方的思想体系。如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一书中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以及同化，其中即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来分析，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自强。又比如说，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StudyofSociology）翻译为《群学肄言》，就是基于中国古代荀子的思想，他说：“斯宾塞……是根据进化理论来解析人类社会和文明起源，我把这种 科学 称为社会群体科学，因为正如荀子所说的，人类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形成社会群体的能力”（转自王正毅：2000：358）。在这些著述中，不难看出有些分析尽管在今天看来并不尽完美，但却十分切中当时的 时代 背景和社会现实。
在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分析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思考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和制度化，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
1906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在文学科大学中，可以设经学、 理学 、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种，其中前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史学课程中还包括人类学；
1913年北洋政府 教育 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文学门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人类学系或确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专门的人类学教职和教授，如：
李济1923年应聘为南开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后转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讲师；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厦门大学1922年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不久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到20年代末先后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徐声宝，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并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出版；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成立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社会科学门等，1917年，在国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就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北京大学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近世歌谣的收集工作，把研究视点转向平民生活。
另外，燕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专业。所以,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到1927年，中国的人类学知识逐步得到了机构性的制度化，并逐步从进化论、人种学和民族学的思想启蒙转化为一个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王铭铭：2000：397）。当然，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这些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专业机构的设立，为推进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人员准备工作，把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实践阶段。
（2）人类学的中国实践：20世纪30年代初-----20世纪40年代末
此处言及的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既指涉实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又包括西方人类学理论思想的“中国化”。这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的各类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的设立，大范围的科学的田野调查，以及许多当代仍健在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怀着对认识和改造国家的满腔热血，脚踏实地的追求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们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播下了燎原的“火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28年始，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开展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助理员杨成志等受派去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
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同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颜复礼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与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对瑶族进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