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1)(3)
2016-11-29 01:11
导读：1929年初，林惠祥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委派去 台湾 进行高山族调查； 1929年4月末，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和商成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
1929年初，林惠祥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委派去 台湾 进行高山族调查；
1929年4月末，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和商成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民族的调查；
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燕京大学杨懋春的山东胶县台头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浙闽畲族调查，刘咸、杨成志、伍锐麟、王兴瑞、江应梁等先后对海南岛的黎族调查；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著名的调查还有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34和1937年林耀华的黄村和义序调查，凌纯声、逸夫等对湘西的苗族瑶族调查；陈礼颂对潮州地区村落社区和宗族的调查；陈达对闽粤社会和南洋华侨的调查；陈序经、伍锐麟、杨成志等对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蛋民调查；罗香林对广东北江等地的客家文化调查，以及有关机构的大、小凉山的彝族调查等等，不一而足。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 政治 经济 中心从东南沿海转移到大西南，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西北一带，学者们仍坚持调查研究的学术风范，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边政研究。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比较突出的调查有：
1938年李安宅等人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了研究；
1939年费孝通、张之毅等在“云南三村”调查；
1941年许烺光的云南大理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在贵州调查；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以凌纯声任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康民族文化；
194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组的助理研究员张之毅到新疆调查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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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
抗战期间，还有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等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对侗族、水族、傣族、纳西族、彝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调查。
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以资料收集的形式完成的。抗战胜利后，才系统地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专著，如1947年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了凌纯声、芮逸夫在1941年的湘西调查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林耀华1944年写就的《凉山夷家》也在这年出版，另外还有：
194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孝通等在1943、1944年云南三村的调查成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1948年王兴瑞的海南岛黎族调查的成果《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出版；
1948年江应梁的云南调查成果结成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由珠海大学印行；
所有这些调查涉及社会文化、体质、语言、历史、考古等各个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既是一个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类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3）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20世纪50年代
学术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变迁有极大的相关性，一方面可以说某一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是某一社会时段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一定与社会“事件”（如政权更替，意识形态的转变等）同时发生，前者往往滞后于后者，毕竟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50年代末这10年看成是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时期，并把它归入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时间范畴之内。从学理上来看，至少有三个学术现象可以体现出其特征：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一，组织机构的调整。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原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使命也宣告终结（其中有小部分的机构和人员迁台，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大学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院系也面临着“撤、停、并、转”的命运，即使是这样，这个工作的最终完成拖到了50年代末期，期间贯穿着民族院校和与文化人类学类似的“民族学”专业的建立等“事件”。尔后形成的组织格局就是：华东、华南的人类学民族学机构被取消，华北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形式保留了研究队伍，并充实了一些南方学者。至于其他各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几乎消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