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1)(6)
2016-11-29 01:11
导读：随着人类学学会的成立，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专业队伍也不断扩大，50年代被“撤、停、并、转”的各高等院校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系也纷纷恢复和重建，被
随着人类学学会的成立，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专业队伍也不断扩大，50年代被“撤、停、并、转”的各高等院校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系也纷纷恢复和重建，被分流的人类学家重新回到人类学研究的阵营里，他们抓住科学的春天，以饱满的、高昂的热情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中去，一时使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系，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民族学系，1987年云南民族学院在历史系设立了民族学专业，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专业教学科研机构也开设人类学的课程，培养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仅如此，人类学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末，单中国人类学学会就举行了三次年会，一次笔会，一次小型座谈会和一些专题讨论会，1984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举行了“中山大学校庆60周年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国内人类学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与世界同行的交流。1989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学术会议。这些学术活动不但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发出了人类学的最强音，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了老中青年人类学者的科研创作热情，一批批的人类学著作面世，如林耀华和杨堃分别著有《民族学概论》，梁焦韬的《中国民族学概论》，吴汝康的《古人类学》，童恩正的《文化人类学》，庄孔韶的《教育人类学》，周大鸣和乔晓勤的《 现代 人类学》等总论性的书籍，还有一些论文集和调研专著，比如中国人类学会编的《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的《人类学论文选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李安民的《漂泊的大地》，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编的《崇武研究》，格勒的《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等。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作为一门西来的学科，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一直承受着“洋风”的吹拂，在人类学重建的头十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门打开，中国人类学届和人类学者笑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许良光、高斯明、张光直、宾福德、中根千枝等都来华访问过，还有一些大型的代表团如美国人类学社会学代表团、温纳·格伦人类学基金代表团、澳大利亚博物馆代表团等，当然也有不少的外国学者参加在中国召开的人类学国际会议，如前面提到的中山大学的国际人类学会议，北京的都市人类学会议等都有国际代表出席。我们也能走出国门，到国外访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3年8月，秋浦就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加拿大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89年我国组团参加南斯拉夫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90年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瑶族国际会议。
与涉外学术活动紧密相连的是大量外文书籍的翻译出版，80年代中期出版的有关人类学的外文译著之滥觞，俨然有20世纪初“西学东渐”时的风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30余家出版社出有人类学方面的译著，在出版的二十余个系列丛书中，人类学译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著中信手拈来的就有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列维—斯特劳斯的《广阔的视野》，基辛的《文化与社会》，F·普洛格的《文化的演进与行为》，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莫里斯·布洛克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热”提供了一个“异域文化”的参照物。也为当时开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大讨论立起了一面反观自我的“镜子”。
到9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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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 学习 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开始接上老一辈传递过来的“接力棒“。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大师般的恢宏气势，又有诲人不倦的谆谆教诲，后辈就是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学术氛围里成熟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庄孔韶的《银翅》，周大鸣的《中国乡村都市化》，彭兆荣的《西南舅权论》，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等。90年代中期，一批在80年代出国学习的学子学成回国，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北京大学的王铭铭、麻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纳日碧力戈、翁乃群、黄平，厦门大学的彭兆荣等，他们大多在国外求学数载，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发展现状和话语有相当的了解，他们的研究能直接与现代西方人类学接轨和对话，给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也提升了中国人类学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