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1)(5)
2016-11-29 01:11
导读：与此同时，在台湾的人类学却一直延续它的发展路子。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一批与该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类学家随迁台湾。他们在台湾继续人类学
与此同时，在台湾的人类学却一直延续它的发展路子。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一批与该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类学家随迁台湾。他们在台湾继续人类学的研究，一方面重建和新建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转向台湾原住民，在研究方法上仍坚持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取向。1949年成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并于1953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考古人类学刊》，1955年台湾政治大学建立边政学系，1955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些专业性的研究机构不仅为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建立了组织框架，更重要的是，在偏隅一方的台湾延续了人类学在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台湾学者黄应贵就认为，有关原住民的研究成果已发展到了理论建构的萌芽之际，如果没有1965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在推进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向的转变的话，有关人类学本土研究的“中国经验”的理论就会喷薄而出。
1965年以后，台湾学者的关注点从对文化史的建构转向对现存文化结构功能的分析，和对台湾社会文化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台湾的人类学开始把研究对象从原住民转向汉族。这个学术转型可以说是在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的推动下进行的。由于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大陆做研究，西方的汉学家们把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当作他们研究汉人社会的“实验场”。在西方强势学术场域的影响下，台湾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从宗族、民间信仰、大小传统、经济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海外华人的社区研究等方面切入，来研究中国的汉人社会，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比如，李亦圆对民间信仰和华人社会的研究，陈其南对弗里德曼宗族范式的富有建设性的批判，庄英章对台湾地方社会结构和经济的经验研究等，从这些研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方法一度成为大陆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后与台湾人类学对话的主要“命题”。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一时期在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显示出人类学发展的“繁荣”，但如果我们把它置于一个较大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维度中，并从整个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角度而言，这种“繁荣”并不能改变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低度发展的事实。毕竟，台湾是文化中国的一个部分，而且它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中国社会的“浓缩”，因此基于此上的研究而得出的所谓“台湾经验”并不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适意义，此其一；其二，台湾的人类学研究从学术思想上来看，仍是沿袭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并没有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概念，并因此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社会学人类学界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的讨论，不能不说是它对这一“缺陷”的自主审视和反思。显然，要完全走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低迷”状态，单有台湾的“繁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期望整个中国人类学的全面复兴和发展，可喜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大陆政治运动的结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也迎来了它的春天。
三、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一种知识成为一门制度化的学科有三种主要方法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华勒斯坦：1999：21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过程也是沿袭这个路径。1978年，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相继恢复或筹备重建，上海开始酝酿成立人类学会，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民族学组的一些代表呼吁重建人类学，1980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1981年1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同年5月4日—9日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会，并推选了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团和顾问。所以，可以说，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是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和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周大鸣：1992：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