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1)(6)
2017-03-07 01:06
导读：另外，中共文化的一大遗产是“单位”制度，而工作“单位”在介入家庭关系调节时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保护女性的权益，但也培养了女性的依
另外，中共文化的一大遗产是“单位”制度，而工作“单位”在介入家庭关系调节时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保护女性的权益，但也培养了女性的依赖心理，让她们习惯于依赖“单位”来解决家庭纠纷。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就业形式多样化了，“单位”的社会功能急剧弱化，“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单位”对职工在社会、家庭中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于是，许多习惯于依赖“单位”调节家庭纠纷的女性一旦遭遇家庭暴力，就失去了有效的保护。在长期的“单位”文化养成的依赖心理的支配下，许多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救能力弱化了，遇到丈夫的殴打只会消极对抗、忍气吞声，反而导致丈夫的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这种现象一再为社会调查所证实。据前述的北京“妇女热线”对30位被虐者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虐女性受到“单位文化”的影响，曾寻求“单位”、居委会、邻居、工会组织和妇联的帮助，但结果这些机构或个人一般都以“这是家庭私事为由，一推了之”。[51]另外，根据前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普遍不愿离婚，其比例高于没有家庭暴力的家庭。例如，在上海，被丈夫殴打后选择“凑合过”、不愿离婚的女性比率比正常的家庭多10.94%，在西安多18.67%；而被丈夫殴打后选择离婚的女性比率则明显低于正常家庭，在上海低19.92%，在广州低25.58%，在西安低23.11%.[52]据统计，2003年中国发生了263起家庭暴力致死案，比2000年上升了50.3%.通常，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一方面无法从“单位”得到帮助，另一方面自己又觉得投诉无门，感到无助与无能，于是忍耐就成为她们最常见的选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凤仙指出：妇女遭到家庭暴力后，很多人都会向亲属或社会“公权力”求助，但很少能得到支援和帮助，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这是“家务事”，于是妇女只能在反抗与妥协中挣扎。[53]2003年，上海市妇联的“反家庭暴力热线”发现，找她们咨询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中，70％的女性未采取报警、向居委会或“单位”反映等措施，结果司法机关无从介入。[54]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有23.6％的受害女性曾向娘家及亲朋好友或有关机构求助，但被求助者当中有15.6％的比率采取不答理或劝其不要声张的态度；50％的受害女性曾迫切希望离婚，但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道义和行政的支持而未如愿。[55]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90年代以来，女性职工大批失业下岗，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一旦女性遭到丈夫的暴力行为，常常毫无反抗的筹码，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导致女性只能选择忍耐。这又鼓励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越演越烈、变本加厉。[56]
据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女性的经济自主权大小与被丈夫殴打的概率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女性的经济自主程度越低，被丈夫殴打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被丈夫殴打者的女性当中，每月在家中可以支配50元上下的人分别是52.63%（上海）、48%（济南）、52%（西安），可以支配51元至100元的比例为36.84%（上海）、44%（济南）、36%（西安），而每月可以支配450元以上的女性，只占10.53%（上海）和12%（西安）。[57]
前述的天津市妇联权益部的专项研究调查也显示，64%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的受虐时间几乎等同于她们的婚龄。这些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年龄最大的68岁，年纪最小的只有26岁。这些女性在家庭暴力发生之初把夫妻间的“动手”当成平常事而容忍，导致家庭暴力不断升级。[58]
家庭暴力还包括丈夫对妻子施行性暴力和性虐待。但遗憾的是，中国《刑法》236条中的强奸罪并未把婚内强奸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59].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向北京“妇女热线”哭诉道，她的丈夫是性无能，但却不断地折磨她，“又咬又掐又抓”，“每到夜晚，他就一边打着我、一边骂着我、一边咬着我”，“他发泄时的样子也十分可怕，两眼冒着凶光”，尤其令这位女士痛苦的是，她是一位受害者，却难以得到保护和解脱，而其丈夫是施害者，却没有任何现存的道义和法律予以惩罚与制裁。[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