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坛于敏中氏族的文化贡献(1)(2)
2013-11-18 01:06
导读：如果说《永乐大典》的整理反映了当时的士子们的呼声，但《四库全书》的开馆编纂却离不开于敏中的极力支持。《清史稿于敏中列传》如此记载：“时下
如果说《永乐大典》的整理反映了当时的士子们的呼声，但《四库全书》的开馆编纂却离不开于敏中的极力支持。《清史稿•于敏中列传》如此记载：“时下诏征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于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5］。三十八年（1773）三月，乾隆正式决定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事者三百余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余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合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6］。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列出的馆职人员的构成颇为壮观：正总裁十六人，包括皇子永瑢、永璇、永瑆以及刘统勋、刘纶、阿桂、于敏中、和珅、王际华等人；副总裁十人，梁国治、刘墉、王杰、金简、董诰等人，总阅官十五人；总纂官三人，即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一人，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二十二人；武英殿提调官九人；总目协勘官七人；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三十九人，于鼎在其中；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六人；黄签考证纂修官二人；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三人；缮书处总校官三人；缮书处分校官一百七十九人；篆隶分校官二人；绘图分校官一人；督催官三人；翰林院收掌官二十人；缮书处收掌官三人；武英殿收掌官十四人；监造官三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参与了这一工作的人员并不见于此题名录。在三百六十余人中，每个人为《四库全书》做出的贡献大小是不同的。实行总裁制是为了重视、督促编纂工作，然这些人位高政繁，很多时候无力亲为。乾隆曾说过：“如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虽派充总裁，并不责其翻阅书籍，乃令统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部旗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繁，亦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敏中，虽系应行阅书之人，但伊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兼有内廷笔墨之事，暇时实少，不能复令其分心兼顾”［7］。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乾隆特意提到了于敏中，而事实上敏中的确是政务繁忙，又身兼数职，为四库馆正总裁时又兼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内则应奉晏间之游艺，外则裁定英彦之编纂，常以一人兼数百人之事，夙夜在公，勤劳匪懈”［8］。但是敏中以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使命感，深知此项工作并不仅仅在为皇帝夸功炫业，也是关系千秋万代文化传承的大事。从他力驳众同僚而极力促成《四库》的编纂，就可看出他对此事的重视，而即使暇时再少，他对此事的关注热情始终不减。在他给“耳山先生”（陆锡熊）、“晓岚先生”（纪昀）的56封信中，“其兢业详慎之意溢于楮墨之间”［9］。据陈垣统计，“手札五十六通，计附函五，无月日及有日无月者各七，月日具者三十七”［9］，其推断当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十一年（1776）四年间，每年最早在五月十八，最晚到九月初十，当是敏中在随乾隆木兰围猎期间所写。
具体来看，《手札》展现给我们的信息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各省收集图书和《永乐大典》的修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同时进行，而敏中事必躬亲，关注着每个环节的进展。所进书的期限，取书送书的规范等，敏中都处处留心。而为了防止《永乐大典》的再次散失，对于修编整理所需取之书，“约计一次应进书若干本，再分作几回”，“书目虽分列四库书，仍汇装方不至于散漫”，足见敏中作为整理编纂图书的主持人和参与者的积极负责的态度。《书札》还谈及他同时在主持的增订《日下旧闻考》、选编《四库全书荟要》等工作，肩担数职常有不能分身之慨，却事事不敢有丝毫分心。
其二，对所入选之书籍，力求科学地载入，对版本、作者进行详细的考证。如讨论某书用何种版本的问题，论及各书该列入经史子集哪一部的问题，商酌某书应刊、应抄、应存的问题，质疑某书的署名作者“是名、是字，或仕、或隐”的问题，如何确定以及补正文中“有逸、有增、讹字、缺字”的问题等等，涉及纂修书籍所面临的方方面面难题。在厘定各书该归何部、应刊应抄的区分等方面，尤其用力。敏中提出有些书籍归入史部、子部界限不清，主张将《吴中旧事》改入子部小说类，而非史部。而郝懿行的诗话原被附于史部，敏中建议改列入清人别集。“薛史”（《旧五代史》）单独刊行而不列入正史。“果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亦必其书实为世所罕见及板久矣存者，方可付梓”，尽力厘定一个客观标准，来避免因“诸公嗜好不同”而出现的应刊、应抄的意见的分歧。而且为了保护原书籍，不管应刊应抄者,都要先缮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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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集部的问题是编纂《四库全书》最大的难题，当时为求速度，有人主张“集部概行不办者”，敏中作为总裁，无力改变皇帝求快的编纂原则，故一月阅书不及百本，就有“如此办法，告成无期”之紧迫感。但是即使如此，敏中也力尽所能得务求每种集子的完美，不是敷衍行事而是绝不放过每个疑问。其中在一封信中，就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诗句原“系何人诗句，何人书内曾误及”，列入王维名下的“漠漠水田分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究竟“系何人诗”等情况要求细致落实。可见其态度真是“慎之又慎”，是其热心于此事以及既任总裁的责任心使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久被高位所掩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能力。
其四，对提要的规范以及避讳的原则等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商酌如何写各部的提要以及总目提要，以不至于繁琐。对避讳的问题，敏中提出在书写人名、地名等可以采用缺笔的方法，“惟随常行文或作宏字亦可”。虽然今天见到的四库本的规范与敏中所提建议确有一些出入，但是还是有很多原则被沿用下来。
从上可见，涉及“体例之订正，部居之分别，去取之标准，立言之法则［9］”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被敏中言到。从《手札》中记载的当时编纂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我们可以总结当时的办书要旨和由此造成的失误为：“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画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10］。由于皇帝的急功近利，求速是编纂一部大型丛书所要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时已经在位38年，年届63岁，为了尽早看到修书成果，在四库开馆不久就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荟要》，“著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盖彼极其传，以取其精，不妨而适相助”，“著总裁于敏中、王际华专司此事”［10］。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开列的《荟要》任职名单中，总裁官王际华、金简、董诰三人，敏中并未列入，但他却为此书尽了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倘若当时敏中亦如他人一样，认为编纂四库非要务，对四库诸事不甚关心，也许《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以及最终成果，与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是大不一样的。但遗憾的是于敏中却没有看到《四库全书》的最终面貌就已下世。即使《四库全书荟要》，也是在其去世后的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才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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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20.
［5］ 赵尔巽.清史稿：卷319（列传一百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750.
［6］ 赵尔巽.清史稿：（志一百二十•艺文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4263-4264.
［7］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二）：卷953［O］.北京：中华书局，1986：917.
［8］ 于敏中.素余堂集［O］.嘉庆十一年刻本：《〈素余堂集〉王杰序》.
［9］ 于敏中.于文襄手札（影印本）［O］.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影印：《〈于文襄手札〉何士祁后记》.
［10］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二）：卷934［O］.北京：中华书局，198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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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杨慧慧
